《长恨歌》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作者时年３５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承，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长恨歌》共分四大层，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作者用了隐喻的笔法，这也是唐朝诗人惯用的写作笔法，应为唐皇帝与汉皇帝在重色这方面有一样的癖好。这一段写的就是玄宗皇帝重色，而且整日沉迷于美色中，连早朝也不上，误国误民，还将贵妃的亲戚也分侯赐爵。第一层揭露了玄宗的荒淫无度，但是没有直接的写只是一般的叙述。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是因为重色而导致的安史之乱，玄宗皇帝出逃，贵妃被赐死。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在描绘贵妃死后，玄宗皇帝朝朝暮暮的思念贵妃。生死两重天，但是思念却不能截断，“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叫人如何不泪垂“，描写的就是君王对贵妃的思念，把爱情歌颂的那样的淋漓尽致。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的是贵妃在思念君王，在得知皇帝派使者到来时，“花冠不整下堂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体现出贵妃的思念之情的深切。对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有几种争议：一说：“通过李杨的爱情悲剧，歌颂了人们对爱情的真诚和专一，歌颂了人类一些美好的品德，歌颂了人们对团圆的美好的爱情生活的向往。”二说：“主要讽刺唐明皇的荒淫乱国和昏迷不悟”三说：“诗篇一开头，对男女主人公是有所谴责的。但发展下去，诗人却用自己的感情、想象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以更普通的意义，使得作者自己和广大读者都对这一对男女的生离死别的不幸命运，产生了高度的同情。”在我看来，我还是比较同意第三种的。我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喻诗或是爱情歌颂诗都不恰当，它应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喻与同情的交织，既有为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之泪，又有对他们的误国的批判，二者交相融汇，不是机械叠加，《长恨歌》的主题应该是双重性的，是讽喻和爱情皆有的。一方面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首先，如果作品仅仅是为了暴露唐玄宗荒淫无耻的生活，那么诗从唐玄宗的“重色”写起，写他求她，朝思暮想，一旦把杨贵妃弄进宫里，唐玄宗就“从此君王不早朝”，沉迷于女色之中，从而导致安史之乱，酿成了马嵬坡的悲剧，以“色”的得而复失而告终，故事已经达到了高潮，再加上晚年的孤苦，原来的亲信太监陈玄礼、高力士都已被贬，70多岁的太上皇，名存实亡，而且被迫从兴庆宫迁到太极宫，实际上被软禁，不准与外人相见，更惨的是迁移途中险些做了刀下鬼。这下场、这处境够惊人的了，唐玄宗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充分的品尝了自己酿成的苦酒，从人物的结局，主题的表现讽喻的目的，这场悲剧都应收场了，可作者为什么还要加上寻觅，仙山答问，托寄信物，再表誓言等情节，把他们的爱情进一步美化呢，这岂不是与暴露的旨意相违背。其次，诗歌的前半部分写杨贵妃入宫时，作者有意地掩盖了唐玄宗强占儿媳的丑闻，而写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玉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写她的光彩，似乎是上帝恩赐的一样，如果是暴露唐玄宗的荒淫无耻，这是现成的最有力的材料，作者却弃而不取，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此，既然陈鸿能写进《长恨歌传》里，而诗人则未取，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可见诗人并没有把贵妃当作“尤物”来写。在选材上，我想作者是有自己的用意的。最后，白居易写这首诗是在安史之乱几十年之后，对这样的民情，他不但很清楚而且也深受影响，何况他本人很佩服玄宗，常把玄宗和太宗相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