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诏令文书的运行机制在官吏制度中，官吏本身等级、机构等，仅仅构成这一制度的“硬件”，仅有这些仍然不能完成使国家机器运转的任务。这个任务还必须通过不同等级之间官吏的联系来进行，这些联系具体表现于文书的颁发与运行。从皇帝到各级官吏权力的实施，正是通过各种不同文书的颁发、执行与上传下达而实现的。唐代的文书，大致可以分为皇帝诏令和官府文书两大类。前者包括各种制、敕、册、令等，后者包括各种符、帖、牒、表、状等。唐皇朝对于文书的处理程序及其效率高低非常重视，并且建立了明确的规范。唐代前期，皇帝诏令一般由中书舍人起草，玄宗以后翰林学士也参加起草工作。如唐太宗时的中书舍人岑文本，在起草诏令时，“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起草好的诏令抄成复本，以一本为底，一本为宣，底本即留于中书省存档，宣本送至门下省，经门下省长官侍中审查，给事中驳正后，即可送皇帝批准。批准后，由皇帝亲笔签署的正本再留门下省存档，另外由门下省抄录一份复本，写上“制可”字样，盖印后才送交尚书省具体执行。一般说来，唐代的皇帝诏令中，册书、制书的颁发程序即如上述。而有关日常行政事务和普通人事变动的发日敕、敕旨和敕牒，往往是皇帝对尚书省等各级行政部门上奏表状之类请示报告的批复，即所谓“应送诸司文状，检勘节限中考文状等，并是每年长行之事，尚书省各依限录奏，旧例经一宿即出”。对于这类文书，皇帝一般照例批准。诏令文书下达到尚书省后，由尚书都省负责文书的签发。都省在诏令上签注收到日期，以作为处理时限的依据，然后再根据其内容分送相应的六部诸司办理。尚书省对于文书的处理，按照其重要与否和繁复程度，分别规定不同的期限：“一日受，二日报。其事速及送囚徒，随至即付。小事五日，谓不须检覆者。中事十日，谓须检覆前案，及有所勘问者。大事二十日，谓计算大薄帐，及须咨询者。狱案三十日，谓徒以上辨定须断结者。其急务者不与焉。小事判勾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氏四人以上给二日；中事每经一人给二日；大事各加一日。内外诸司咸准此。若有事速，及限内可了者，不在此例。其文书受付日，及讯囚徒，并不在程限。”诏令文书由都省交六部诸司拟定具体执行方案，制成符、移、关、牒等下行文书，称为案成。案成后即再交给都省，根据需要抄写若干复本正式颁发。唐代规定：“凡尚书省施行制敕，案成则给程以钞之。通计符、移、关、牒，二百纸以下限二日。过此以往，每二百纸以上加二日，所加多者不得过五日，若军务急速者，不出其日。”也就是说，皇帝诏令及各种执行方案文书，在转发抄写等过程中所需的时间，按诏令的长短分别确定，但最多不能超过五日。紧急的军国大事诏令，必须在当天发出，不得拖延到次日。唐代对尚书省处理诏令文书的日程规定得如此严密，其目的在于防止延误耽搁，影响文书运转的效率。若官吏延缓诏令文书颁发者，按唐代法律的规定，每延缓“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也就是说，违犯官吏，轻则受长官的笞刑，重则要被判处徒刑。除诏令文书外，宰相及朝廷各部门所处理日常政事所颁发的各种符，帖、案、关、刺、移等文书，总称为“官文书”。这些官文书的处理，仍然以尚书省为总汇，其运转方式和处理程限同于诏令文书。唐律规定：“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处罚虽较延缓诏令为轻，但仍然是很严厉的。同时，文书处理超期，不仅当事人要受到惩罚，其主管官员还要连坐。这都反映出唐皇朝对文书运转效率的高度重视。唐代文书处理的效率，可以从现存的文书中得到证明。如颜真卿在唐德宗时授予太子少师的官职，其告身中载明，中书省拟敕是建中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牒送门下省审核在二十六日，再发到尚书都省，交吏部发下是在二十八日，总共只经过四天即完成授官文书的起草审核批准颁发诸程序。可见唐代任命官吏的文书颁发处理效率是相当高的。唐代对各级地方机构的下达文书处理也有严格规定。按照唐代的《公式令》，各级地方官员应处理的各种公务，都要根据其文书的多少、道路的远近，规定相应的处理期限。如果延缓时日，就要按情节轻重和文书的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