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曲坛上的两大巨人——浅谈“汤沈之争”沈璟与汤显祖作为明代曲坛上的两大巨人，对戏曲格律与文辞的关系看法不同，汤显祖重格律，要求格律服从文辞，服从内容。沈璟则强调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两人持论相对，发生过碰撞文辞，并把同时的许多曲论家卷入其中参与讨论，这就是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牡丹亭》的音律问题直接引发了明代戏剧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由于忽视对该剧音律的探讨,导致人们对这场争论至今尚无合理的解释.汤显祖在<牡丹亭>的用韵、格律、宫调等方面,既有合理的运用规则,也有随意的破坏成例."汤沈之争"暴露了明清戏曲家对戏曲音律认识的不足。一、论争的背景关于汤沈之争的产生背景，部分学者主张艺术背景说，即是从艺术内部看产生论争的环境。吴新雷《论戏曲史上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江海学刊》1962年12期）认为，明中叶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和文学上公安派要求“独抒性灵”反对束缚，“反映到戏曲理论的发展上”，便出现了汤显祖的创作思想，与正流行的沈璟的声律“恰恰处于互不相容的境地”，于是便孕育了一场“论战”。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此观点相似。俞为民《重评汤沈之争》（《学术月刊》1983年12期）指出，“主要应该从艺术本身的现状中”寻找争论的产生背景，而汤沈之争是由“戏曲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引起的”，即文人学士在剧作中“卖弄学问，显露才情”而很少顾及观众和舞台，从而引起了一些戏曲家的理论关注。此类意见，或者更强调文艺思潮的折射，或者更重视戏曲创作的内部需要。有的学者在文艺思潮背景说的基础上，又补充提出政治立场背景说。徐朔方《汤显祖和沈璟》（《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便主张汤沈的争论既是“当时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斗争”在戏曲界的反映，同时也是“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反映”。如在争论发生之前很久，汤沈在政治上便处于“不同的立场”，沈璟是执政的“追随者”，汤显祖则是“反对派”。有的学者是从政治思想和戏曲创作两个方面来探讨论争的背景。邵曾祺《论吴江派和汤沈之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在说到论争出现在万历时代的历史“必然性”时，强调了两点：“一是戏曲界的大发展”导致了许多戏曲艺术上的有关问题及内部矛盾“被发现、被提出而引起研究和争辩”；其次，因万历是中国思想史上“新旧思想斗争得极激烈”的时代，作为文艺思想的“一支”，戏曲理论自然也要“受到激荡”。从总的研究趋势来看，近几年的研究文章多不同意政治斗争背景说。二、论争的起因曲学界对这场论争产生原因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吴新雷等人的“两点”说，即汤显祖批判了沈璟的声律论和沈璟改动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从而引起了两派的论争。更多的学者则主张“一点”说，即论争是由《牡丹亭》所引起。如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就曾明言“问题是围绕着《牡丹亭》的改编而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陈万鼐《元明清剧曲史》也持这种观点。日本学人岩城秀夫《曲意与曲律》（《曲苑》第2辑）指出沈璟“按昆曲改订”该剧的字句，是使他们的对立尖锐化的“直接原因”。在这场论争中谁是进攻者，谁是反攻者，学术界看法不一。“两点”论者多主张汤是进攻者，如吴新雷认为汤的《答吕姜山》、《答孙俟居》两封信“揭开了”论战的序幕，信中“彻底否定”了沈的声律论，沈璟便在《词隐先生论曲》中“针锋相对的反攻”。“一点”论者多主张沈是进攻者，如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说：对《牡丹亭》声律缺点“责难”最为“激烈”的就是沈璟等吴江派，汤氏对此不满，提出了“反批评”。三、汤沈的分歧对汤沈分歧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子。一是结合各人的戏曲创作，从思想倾向和艺术理论两个方面论述汤沈之间的创作和理论分歧，出发点在扬汤抑沈。如赵景深《临川派与吴江派戏曲理论的斗争》（《曲论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指出汤沈“争论”表现在三方面：在语言上汤的作品“富于文采”，沈则主张本色；在声律上汤主张以内容、风格和精神“为主”，音节应该“自然”，沈则主张“按照刻板的曲律”来写戏曲唱词；在对“封建道德”的态度上，沈作是“宣扬”，汤作是“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