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系统论述——读《情理法与中国人》有感（最新）“情理法” 问题的系统提出，始于范忠信、 郑定、詹学农先生 1992 年的《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一书。三位作者均系湖北英山人，事先并不认识，但同时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律史专业，为记载共同的求学所得，三人遂决定合著该书。本书创见性地指出：中国人的传统法观念是一个复合的、多元的观念体系；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和“人情”的三位一体。它用晓畅的语言，清晰地描绘了传统法观念的结构性特点，揭示出人们都有所感却无从捉摸的普遍认识， 激起了学术界强烈的思想共鸣，很快成为法制史领域的代表之作，并因此被翻译到海外。全书分为法理篇、刑事篇和民事篇三个部分，从宏观到微观层层展示了我国传统法观念的特质。作者认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法仍然主要地是形而下之‘器’，‘道’（政治正义论）的含义在法概念中从未占过主要地位。”换言之，古代中国人对法律的认识不同于西方人。那么，作为“器”的中国传统法律处于什么地位呢？作者提出在法之上还有天理、人情。而这些规范（其实也算不上规范，只能说是像规范一样规制人们的行为和维持社会秩序）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和封闭的。作者解释了天理、国法、人情之间的关系，“‘国法’是一个‘孤岛’，‘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桥梁。如以‘天’为‘彼岸’，‘人’为‘此岸’，则‘天理’架通了彼岸，‘人情’架通了此岸，‘国法’居中连接两桥，于是乎‘天人合一’也就实现了，即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的‘三位一体’。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法理学。”同时，“情、理、法三概念的前后顺序排列也断非偶然，而是反映着人们对其轻重关系的一定认识。即是说，在中国人看来，‘合情’是最重要的，‘合理’次之，‘合法’更次。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由此，“法律”与“情理”、“援法断罪”和“执法原情”这看似矛盾的东西，在古代中国法律实践中被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法观念的现实基础是宗法制度宗法社会是传统中国的母社会形态，而市民社会是西方的母社会形态。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是内向的自然经济与外向的宗法主义的统一，中国多半较为肥沃的土地形成了农耕社会的物质基础，小农生产模式需要武力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人们普遍倾向于建立一种权力社会，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由此，“国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成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