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敌为友如何可能在所有极端性的政治话题中，敌人大概是最为严肃也最为复杂的话题，因为敌人的出现几乎彰显了政治关系之张力的极限。读过左高山《敌人论》，我所得所感甚多，其中思虑最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敌人何以产生？其次，倘若真如施密特所言，敌友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甚或唯一根本的政治关系，那么对于政治哲学来说，敌友之间究竟如何料理？敌友之外又当如何理解？最后，作为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政治关系，敌人与朋友之间的政治紧张是否永远无法消解？若能，又当如何消解？很显然，即使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也不同意永远生活在敌友关系的持续紧张中而无以逃遁。一、敌人何以产生？人类何时开始出现“敌人”和“友人”的分别，并开始产生敌友之间的分别意识？这样的提问或许太过笼统以至于根本无法回答。但提出这一问题之所以仍有意义，在于某种形式的历史回溯多少可以提醒我们，作为生命同类，人类其实并不一定同道，关于我们自身生命本性的认同也并不能确保我们的意识相同，行为一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八七七）一书中，通过考察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早期社会演进，揭示了人类从氏族到胞族再到部落，继而从部落进至部落联盟（民族的雏形）的组织体系发育中政治观念的产生。他尤其关注和分析了人类家族制度—即：血缘婚姻家族→伙伴婚姻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权制家族→专偶制家族—的历史演变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原初影响。因为生命绵延的血缘关联，亲缘关系大概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在亲缘关系中，人类群体尚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敌友关系，最差也只会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差异或者隔膜。人类考古学和史学的讨论都充分表明，敌人的最初出现与家族及其分化关系不大，与氏族和民族（摩尔根意义上的“氏族联盟”）的群体分化和利益竞争密切相关。随氏族、民族的分化而产生的利益争夺或战争，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敌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冷兵器、军事（武士、军队和战争）和政治组织亦即国家。对于利益的争夺才是产生敌人和敌友关系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有了敌人，才有了政治。或者反过来说，政治的诞生，见证了敌人的产生和存在。在政治与敌人之间，有一种可以互换的建构与被建构的关联。用左高山的话说，“敌人”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敌人是被建构出来的。可是，被建构出来的“敌人”并非被雕刻出来的雕像，一经雕成便难以改变。二、敌友之间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