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熊生贵一直以来，语文教师们都在感慨：语文不好教。大家甚至疑惑是不是人为地将这个学科的教学搞复杂了，而且越说越复杂。事实上，语文教学的确很难，这是由学科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性质，所针对的对象，所荷载的内容，所担负的任务等决定的。(当然这种“难”也有“人为复杂化”的因素。)针对其“难”，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一直在试图找寻其中规律，甚至努力将其“复杂问题”“简约化”。于是，一部语文教育史，就成了在探寻“语文怎样教”的历史。这个问题展开是两个基本问题：曾经怎样教语文?现在、未来该怎样教语文?理清这两个基本问题，有助于我们看清所处的历史方位，将语文教学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一、历史：曾经怎样教语文曾经语文教师怎样教语文?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理出出一个基本的线索：“暗胡同”式——讲授式——“启发”式——训练式。当然，这样的教学方式演变，只是“语文怎样教”历史状态的粗略概括，并不是在某个时期某种教学方式绝对“一统天下”，它们是相互交融的。但相对而言，在一定时期内某种教学方式处于主流状态。（一）“暗胡同”式教学中国最传统的语文教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可以说都是不大讲究什么教学方法的教学，如果非要概括的话，那就是除了教识字、练写字外，余下的是真正的“大量积累，自读自悟”。所谓“积累”就是自己熟读背诵，不求甚解，教师不讲解，学生也不讨论。但对于背诵，教师是无比信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样的理念的，于是他们对于背诵的要求极为严格，积累的量极大。鲁迅先生在小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这样描写：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艮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这就是当时书院式教学的状态，教师仅仅只是教会学生读教材，然后就是让学生不断地自己读，直到能够背诵，到教师面前去过关，过不了关就要接受惩罚。鲁迅先生在他的《二心集·做古文与做好人的秘诀》中写道：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这样的自读、自做、自悟，盲目地摸索，结果必然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找不到走出“暗胡同”的路，如鲁迅这般的大家是“妙悟”了，可能一般聪颖之人也能领悟，但毕竟教学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这正是私塾式或书院式教学法的弊端，与素质教育面向全体、讲究效率是不相符的。(二)讲授式教学自民国开始，西洋式(学堂式)教学的引入，中国语文教学开始注重讲授、分析。讲授法一直在中国语文教学中影响了几十年。就以阅读教学为例，民国的《新国文教授法》和《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都说得非常清楚，教师要把课文“逐字逐句解释一过，再将全文合讲数过，不可惮烦，务期明晰”。合讲的要求是：“务按语言口气联络之，可任加俗语之助词，切勿拘泥原文，毫无生气。其同字异解者，尤宜留意判别之。”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了多部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