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按：曾任河北省副省长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李真，在“秘书”位置上，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 万元，该数目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1996 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 40．9~元，判刑 15 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 1：Eft,，判刑 7 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 5．6 万元，判刑 5 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 24．3~元，判刑 16 年。以上反腐大案中的秘书贪污之和不及李真一人。综观中国“秘书部落”这一权力框架中”秘书弄权”的晦暗现象，值得为官者警觉和深思。秘书酌权力来源“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 岁的确是个槛，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纪是 38 岁，而 4 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槛上，38 岁。”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在谈 59 岁现象时，往往忽视了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对比着看，也许可以更清楚”。“中国的权力活动在这里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梁木生是很早就开始讨论中国政治现象中“秘书部落”的学者之一。他提醒说，陈希同就是秘书出身，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梁说，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这实质上就给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此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梁指出：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梁木生认为，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官员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秘书的权力运作的隐蔽相对应的是，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事选拔越来越公开化。梁灵光在轻工部当部长时，轻工部的其他领导曾提议提拔他的秘书黄杰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梁灵光没有同意，“为了避开任人唯亲的嫌疑”。直到梁调任广东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