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当前的行政调解VIP专享VIP免费

完善我国当前的行政调解当代行政法的精神是利益一致、服务与合作、信任和沟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一致关系，是利益关系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一致关系，是一定社会的公正价值的实现状态和社会持续发展，秩序稳定的体现，是政府与公众间相互信任与沟通、服务与合作的反映。政府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行政诉讼中无法体现，在行政仲裁、行政裁决中也不易体现，只有在行政调解中，当政府为协调双方当事人关系，稳定社会关系而调解时，就会即反映了政府的服务精神，另一又体现了相对人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二者的沟通随即实现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一)行政调解的价值取向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只能在温和的政府中得到。经济法学派也认为：所有的法律活动，执法、司法、诉讼和全部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公法制度、审判制度)说到底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行政调解的价值作为对参与调解的社会主体的内在需要所给予的满足与实现，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内在价值，即制度本身所应具有的价值――公平、正义和效率等;另一方面为外在价值，即通过制度的运作而导致的实体公正――如和谐、秩序等。而只有充分实现了制度的内在价值，才可能在实践运作中带来实体的公正，才可能进一步实现制度的外在价值。因此，和谐、秩序固然是行政调解的价值取向，但现代行政调解最重要的价值应当是公平、正义、效率和谐及秩序。首先是公平。法律虽然规定了一些灵活变通的准则和自由裁量权，但在现实中仍不免产生法律对某些实际情况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情形，因此英国的法官创制了普通法之外的衡平法。在美国，为在刑事诉讼中实现控辩双方的对等，便对拥有强大公共力量的控方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如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辩方赋予充分的自我防护权，譬如众所周知的沉默权;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被告举证时限等制度，也是通过加重行政机关责任的方式，来维持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公平(fairness)的核心是“机会平等”，它意味着纠纷当事人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受救济的权利和机会，而不受当事人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民族、种族、信仰、地域及性别差异的限制。与诉讼、仲裁等救济方式相比，行政调解以其畅通的诉求表达渠道，有效防止了因部门推诿、拖延等原因而实际剥夺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救济的权利的情形发生，比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能彰显公平价值。公平还常常用于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行政调解主持人员的“中立”地位，使其能给予当事双方以平等待遇并公正作出裁决。当然，这是以调解员必须具备优良素质为前提的。其次是正义。法律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正义建立了密切联系，西方法律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无数学者和思想家也都赋予正义以深刻内涵，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正义就象“普洛透斯的脸”令人难以捉摸，但它毕竟是法律所追求的永恒目标。纵观各时期学者关于正义的探讨，“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或者说“各得其所”却也体现了正义最为一般的规定性。也就是说，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更关注实体或者说结果。博登海默认为，“可以扩大或缩小现行的补救办法，偶尔还可以创设一种新的补救方法或辩护，如果正义要求使这种措施成为必要”，而行政调解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也正体现了这一点。再次是效率。将效率引入纠纷解决领域，意味着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获得同样的解决效果。在法治社会，纠纷解决程序的设计一开始就考虑到正义、公平与效益、效率的关系。特别是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诉讼的增长导致“迟到的正义”和“难以实现的正义”日益尴尬地成为法治社会无法解决的难题的时候，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在努力探求如何以最少的纠纷解决成本获取最佳收益，以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波斯纳认为，法律权利(义务)作为一种资源，是不同利益集团在“法律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结果。对一个社会来说，成本和收益的平衡确实应该成为维持其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尺度，而成本相对较低的行政调解机制就是一种有效率的解纷方式。它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