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费用偏好的国有银行绩效重判VIP专享VIP免费

导入费用偏好的国有银行绩效重判——一个比较分析框架摘要：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出资人监督缺位和委托代理问题共同决定了国有银行具有费用扩张偏好，商业银行经营的资金流动特征为费用规模扩张铺垫了兑现路径。比较分析的结果实证了国有银行费用偏好的现实存在。费用偏好概念为国有银行低效率（指盈利能力）指标提供了合理解释，也构成银行经营者扩张企业规模的动力所在。通过把费用偏好概念和资产收入率指标导入效率问题的分析框架，我们发现，国有银行效率问题需要重新评价，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国有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商业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凸现了竞争格局下的市场约束硬化趋势，以至于国有银行迫于压力调整其风险经营管理战略，并产生了效率增进效果。导入费用偏好概念研究效率问题的政策价值在于：国有银行效率增进目标，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硬化国有银行预算约束和利润约束来解决，而强化市场竞争和完善银行治理都可以达到约束硬化目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则能够提供必要条件。“费用节省”的利润分成制度将能够把费用偏好成本内在化，从而激励管理层努力提高盈利指标。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政策性银行具有引鉴价值。关键词：费用偏好；规模扩张；效率分析；制度变迁；比较制度分析在商业化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后，国有银行要在同一市场平台上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竞争并且不陷入劣势，就要通过改革提高其竞争力，具体表现在提高其获取利润的能力上。在资产收入率不相上下乃至略具优势的前提下，国有银行提高其获取利润的途径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费用节省的途径在于治理结构的完善。一、费用偏好导入国有银行规模扩张的行为方程式：相关文献及评述对于国家控制金融格局中的国有寡头银行的低盈利能力现象，很难从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效应角度得以解释，它更多地涉及到产业组织理论以外的制度问题。在近期一项有关国有银行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文献[1]（李华民，2001）中，我们曾引进“费用”指标来解释不同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及变化趋势。在产权结构单一且出资人监督缺位和代理人问题弥漫的现实背景中，在权、责、利界定模糊的前提下，国有银行费用扩张，无论是增加管理者在职消费，还是提高员工收入水平，拟或两者同时满足，都意味着商业银行“个体”福利水平的改善。在本文中，我们把“费用”因素提升到国有银行经营者目标追求层次，用“费用偏好”概念来解释国有银行在低利润率下的规模扩张行为，在国有金融组织规模扩张的政府业绩和效用函数（张杰，1998b）之外，更加强调国有银行“个体”利益在其规模扩张偏好中的决定作用，然后为国有银行的改革找到一个能够提高效率（指盈利能力）的切入点。研究中国银行业效率问题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但专门研究国有银行费用问题的文献却凤毛麟角。胡援成[2]（2001）从生产性投入角度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费用支出与利润指标之间的关系，认为按照经济原则，费用开支（投入）越大，利润应该越多，利润水平也应该越高。但必须指出的是，把费用支出看作是制造利润的生产性投入不适用于关于中国国有银行费用支出的研究。（1）从商业化程度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直到1998年都不能算得上是利润目标实体，其费用与利润不具备投入产出关系；（2）从财务指标来看，二者作为总收入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总收入一定时，费用支出的扩张意味着对利润的扣除，胡援成（2001）关于“银行利润＝总收入－总成本”的公式中已经蕴含了这一点，但该蕴含被作者忽略了①；（3）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国有银行单一产权结构中，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因为赋予了国有银行太多的非利润目标，其中政府政绩追求超过了政府作为出资人对国有银行的利润要求，使得国有银行经营者总是能够找到借口通过侵蚀出资人的利润来兑现其费用偏好。也就是说，国有银行费用与利润之间现实存在着的扭曲关系有其制度根源，以至于分析费用与利润关系的一般市场框架不能被用来框架国有银行。在费用偏好支配下，胡援成（2001）笔下的国有银行费用支出与利润指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来自于此消彼长的因果逻辑，而并非由于所谓的费用支出配置的低效率所致。费用偏好支配下的国有银行管理层提取高额管理费用以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