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职称评审制度改善长期以来，军校的职称制度都在积极的适应和服务于不同阶段的教育训练任务，按照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着不断的改革和优化，起到了较强的激励和选拔作用。但我们也看到，职评过程中学术不端、权力寻租等积瘤长期存在，对“量”和“全面发展”的过度重视并不利于营造适合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因此本文拟对现有的军校职称评审制度提出三点优化建议，以供参考。一、出台基于道德标准的“一票否决”职评问责制度（一）职评舞弊与治理舞弊行为的博弈分析职评舞弊通常指参评者为谋取职称晋升，而采取各种违背法律法规的非正当行为，具体包括职称考试作弊、虚报申报材料、学术腐败、评审过程中找关系、开后门等等。我们试分析一下职评舞弊行为究竟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实施过程中所付出的物质耗费，相比起收益来说几乎为零;实施职评舞弊行为造成的后果及被有关部门追究受到的处分，这是制度规定的违背制度行为应承受的代价，经济和时间方面具体有如受到两年禁止参评等造成的损失;个人信誉受到的损失。以上这些付出用c表示。“收益”呢。则是通过职评舞弊行为谋取晋升职称的利益，用b表示。职评舞弊行为一旦被发现而受到的惩罚的付出全部应为－（c+b），用q表示舞弊的被追究率，其关系如下：舞弊行为的期望收益：－（c+b）q+b（1－q）=（－2b－c）q+c遵守职评制度规定的期望收益（即谋取的不正当利益为0）：0×q+0×（1－q）=0当期望收益（－2b－c）q+c＞0，选择舞弊。当期望收益，（－2b－c）q+c＜0选择如实参评。理性的人只有在职评舞弊的收益超过或至少等于成本时，才会有舞弊行为。当期望收益（－2b－c）q+c=0，二者择一。即要达到监管有效，就必须保证（－2b－c）q+c＜0即b/（2b+c）＜q此式中，b是常数。c是变量，代表承担的职评舞弊成本，q代表被追究率;至此我们得出了决定治理舞弊效果的两个变量c和q。可见，职评舞弊诱因决定于查处概率（监督严不严）和职评舞弊收益（也就是制度规定严不严），前者与诱因成负相关关系，第1页共7页后者与诱因成正相关关系。军队职评制度属于军事法规范畴，维护其公正和权威尤为重要。如果监督机制不健全或者发现查处舞弊的效率低，权威小，即赋予的c与q都较小。因为一个如实合规而另一个舞弊，如实合规的获益很小，职评舞弊的获益很大（因被追究风险小，但潜在利益巨大），必然导致职评舞弊之风盛行。究其行为动机，主要是他们以身试“法”所获取的利益远大于付出的代价，代价越小，谋利越高，职评舞弊行为发生的概率就越大。如果监督制度舞弊成本c过低，查处力度弱（q极低），就导致了参评者较为普遍的逆制度性“操作”而违规。笔者所提倡出台的“一票否决”的职评问责制度，正是从最大限度提高职评的监督力度（即舞弊成本）c和查处概率q的原则出发，强调职评过程中的如实反映和绝对客观。（二）建立科学合理的职评问责体系一是明确问责主体。首先是“内部”的问责主体（同体问责），即军校职评的职权部门对职评过程中违规的行为进行问责。主要是军校职权部门可以最具体最直接的感受到职评的违规舞弊行为，并且具备最大惩罚的权力。职评的职权部门进行直接问责，力度越大，所产生的舞弊成本c就越大。因此，主要解决的是成本c的问题。其次是“外部”的问责主体（异体问责），即是由第三方对职权部门履职状况不佳以及参评者的违规行为进行问责。笔者认为，纪委可以作为这个“第三方”而存在，但由于纪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外部问责必须融入更多民主因素。相比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非参评教员，笔者认为可以由每年参加职评的参评者连同纪委一起组成当年的“职评问责委员会”。由纪委负责具体的调查、取证、问责工作，当年的临时委员负责监督、发现职评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由于事关自身利益，临时委员（也就是当年参评者）势必会高度认真负责的相互监督，以此达到查处率的有效提高。只有让问责的主体实现多元化、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有效结合，才能确保职评问责到位、合法、有效。二是完善问责制度。要保证职评问责制的有效运作，从而防治职评失范，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科学规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