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计划生育政策VIP免费

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以后，XX省人口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下称“生育率”）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已降到0.7~0.9，1993年以来上海人口的自然变动已经连续多年负增长（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XX省的生育率降低到0.8上下，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应当引起我们对其人口学后果和经济社会后果的关注。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是影响生育的经济社会变化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成本（尤其是照料、住房、医疗、教育等成本）和机会成本（为养育子女所耗费的时间或放弃工作的成本）不断提高，青年夫妻的生育意愿下降，结婚率降低，自愿选择不生育的“丁克”（夫妻双方工作，无子女）家庭数量增加。近年来，青年夫妻的不孕率也在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下称“二孩”）的意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实现，也人为地降低了生育率。实际上生育率降低不是仅仅发生在上海的孤立现象。我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普遍降低到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我国总人口的生育率也已降低到1.3~1.8（不同来源的数据有所差异）。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出现了普遍的和持续的生育率下降。极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目前上海的极低生育率将对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首先，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对上海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生育率的不断降低，还会减少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和经济持续增长。极低生育率还意味着未来青年在就第1页共18页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对提高就业人口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上海人口的出生高峰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当年的出生高峰人群目前已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并将对上海的社会保障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如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已上升到1：1.5（约1.5个在职职工负担1个离退休人员），比全国平均水平（1：3）高一倍。按照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人口发展趋势，上海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维持收支平衡所需要的财政补贴将不断增加，今后可能使公共财政不堪负担。由于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是中青年人口的3~5倍，人口老龄化本身也将大大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人口的高龄化（指人口中80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还将大大增加对于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的护理需要和成本，目前上海所看到的老年人护理成本还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不考虑外来人口的迁入，目前的极低生育率将造成上海本地人口的急剧萎缩。一个简单的模拟可以显示，假定每对夫妻生育0.8个孩子的生育率长期继续下去，在10代人（大约200多年）的时间内，第11代人的数量将缩减为第1代人的万分之一。当然，上海可以通过增加中青年人口的迁入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这种迁入不能解决上海家庭的微观人口结构问题，家中老人较多的家庭负担仍然很重，而社会养老院保险和各类养老机构（且不说资金筹集的问题）也难以完全替代家庭的养老功能。考虑调整生育政策正当其时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年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得到缓和，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近年来中央强调稳定低生育率，但是对低生育率的解释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计划生育法》规定“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具体办法第2页共18页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所以上海调整生育政策，扭转生育率过低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上海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符合目前国家的相关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法》赋予XX省人大的权力。当然，上海在做出政策调整的考虑时，应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