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基于地区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内容提要本文基于1992－200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各省市FDI的区位决定。研究的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省市市场规模、FDI存量和优惠政策对FDI流入是正面影响，而工资水平对FDI流入是负面影响；各省市周边市场潜力的影响不显著，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性。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我们还发现各省市FDI的相互影响不能确定，还需要以后进一步研究。关键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计量一引言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所吸引的FDI开始逐渐发展，在初期FDI的规模并不大，增长速度也不快。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FDI有了迅猛的增长，1991年，中国所吸引的实际FDI金额为43.66亿美元，在全球排名十三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三位。但到了1993年金额已达到了275.15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FDI吸收国，仅次于美国。此后，中国所吸引的FDI规模继续扩大，到2004年实际金额已达到了606.3亿美元。但FDI在我国的地区分布是极为不平衡的，主要流向了东部沿海的省份，而中西部的流入相对较少。图1显示了1991－2003年我国东、中、西部的FDI流入占全国的比重。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部和西部的外资流入在不断增长，但从图中可以看出，中部和西部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却依然很小。图11991-2003年我国中部、西部、东部外资历年所占比例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中国统计出版社说明：东部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宁夏、陕西、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对于什么原因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投资区位分布上的巨大差异，以往有很多的文献从各省市自身特征的角度入手进行了研究。如ChengandKwan(2000)，用了1985－1995年的29个中国省市①的FDI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的市场规模、好的基础设施、政策优①本文中“省市”均指的是“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惠以及低劳动力成本会促进FDI，而教育水平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孙俊（2002）用1985－1999年的各省FDI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优惠、开放水平、产业优势和市场化程度对FDI是正面影响。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HeidandRies,1996；Chen,1997；Sun,et.al.2002等）。但大部分对此问题的研究都没有考虑到各省市FDI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也就是各省市FDI相互之间的影响。在CoughlinandSegev(2000)的分析中，第一次考虑到了空间相关性对FDI的影响，其采用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研究了1990-1997年中国各省份FDI的决定，数据采用的是各年度的平均值；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劳动生产力和沿海城市区位正面影响FDI，而工资水平和人口文盲率影响是负面的，中国各省市FDI存在着空间相关性，相互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王剑（2004）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上述两篇文章的实证分析中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采用的都是类似截面数据的方法（各年度的平均值），而中国省市的数量决定了上述研究中样本量偏少（最多只可能是31省市样本）；二是只考虑了各省市市场规模对其所吸引FDI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周边省市的市场潜力的影响，而若国内各省市市场是一体化的，则FDI所针对的市场也可能包括了周边省市的。三是回归结果没有进行稳健性检验，因为FDI在各省市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并不清楚，所以实证分析的结果应该进行稳健性检验（Blonigen,et.al.,2004）。基于以上三点，上述两篇文章的实证分析结果可能是有偏或者是不稳健的，因此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证实。鉴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经济计量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各省市FDI的区位决定因素，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对实证分析进行改进。首先在回归中采用了面板数据，以扩大样本；其次加入了周边市场潜力变量；再次对模型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的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省市市场规模、FDI存量和优惠政策对FDI是正面影响，而工资成本对FDI是负面影响；周边市场潜力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中国国内市场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