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史铁生访谈录被访谈者：史铁生访谈者：张专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后，于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因病致瘫，转回北京。1974年至1981年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工作，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到现在为止共发表作品30余篇，约70余万字。其中主要作品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来到人间》、《命若琴弦》等。“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张:史铁生先生，如果不是您这种特殊的命运，所谓“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您会不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呢?史:我觉得这无法预料，只能说我的病促使我走上写作道路。至少在这之前我没想过会以写作为生。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才初中二年级，刚满十五岁，根本没想过以后干什么，然后就参加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的，出身不好也不坏，没什么特别的骄傲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击，然后就去插队，那时候想得很现实，就是怎样在农村干点什么事。只是在病以后才想这件事。病了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还活不活，慢慢才想明白死是迟早要来临的节日，不必太着急，等决定活下去之后，自然要想怎么活，有一点很明白，就是:总得要做点事情。张:能不能这么理解，写作是您自救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最佳的方式。史:可以这么理解。当然这个自救的意义是有所变化的，刚开始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生存自救.走着走着才想明白，其实这么些年来所追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一个价值感。活着要有点价值，你就要干点什么。至于你问我如果没有病我会干什么，我说不出来。我想如果没有病，至少我不会那么早就动笔，可能会再搁一些年。没这么多东西逼着可能也就搁下了，以至成为一个爱好者、关注者和说三道四者。当时各种各样的状态逼迫你，必须要动手了。张:您的一位病残朋友曾说:感谢命运给了我一份特殊的生活。您有这样的感受吗?史:这就像什么呢。有一本书上写到玩牌，别人洗完了你还不放心，还得自己再洗一遍，你的期望是想比原来好，但你不知道是不是好，原来还没有呈现就消失了，只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说感谢命运是指两者比较而言我觉得很难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命运中走过来了，发现了生活的美、生命的美，因而对命运有感激情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心存感激，很好。张:你有没有这种感激之心呢?史:应该说是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如果你真觉得它很好很圆满的话，那么这种感激可能会消失。恰恰是因为一种残缺的美。人的残疾怎么说都是一种遗憾，这种遗憾却有意外的收获，这可能就是它的美之所在。如果没有一个限制，没有一种残缺，一切都手到擒来，这个人可以说活得很顺利，但活得很傻。张: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感激之心的对吗?那么你目前生活的支撑点是什么?是写作吗?史:就像我写的一篇文章: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如果生命是一条河，职业就是一条船，为在这生命之河上漂泊总是得有一条船，所以船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意地活着。其实往大了说，人的支撑点就是活着，生的欲望。人要是有了绝对的死的愿望就什么都甭说了。生的欲望是人的一种本能，由此他去创造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可以说人活着是为了美好的东西，但这个美就没有一个标准，有的人在困难重重的逆境中会活得很好，而有的人一切皆顺却活得很糟糕甚至去死。其实这很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既然无可奈何，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悲剧，你要表现出你的力量;如果它是一个骗局，一个幻觉，你要让这个幻觉很美。在悲剧的背景上做喜剧的演出张:具体到您的作品，从79年到现在，您是逐步地指向您的理念和意志，这其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您能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分个类。史:有人分过，我也比较同意。刚开始还是写一些社会问题，象《午餐半小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文艺理论还是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这种观念是很顽固的，但很快我就变了，写残疾人，这可以归到人道主义范畴，比如《一个冬天的夜晚》，再到后来写人的残疾的时候，就不是人道主义能够概括的了，或者说它是更大的人道。人存在的根本处境有可能是社会的，或者人道的，但从根本上它是人本的。张:一般人都认为《遥远的清平湾》是您早期的代表作，这应该是没有错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