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清华国学四大导师王国维王国维王国维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梁启超称他是“学界重镇”,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作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幼年接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15岁考中秀才。青年时代在进步思潮影响下,努力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思想融合起来,成就了他主要的美学文艺理论著作《人间词话》。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老自居。王国维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他的才华和卓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令人惋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王国维先生实在又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一个王朝的背影》余秋雨能表现王国维学术成就的并不单单只是《人间词话》,但是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是这本书。《人间词话》代表的那种传统而优雅的审美情趣能让那些在我们心底沉淀已久的古典情怀能重新泛起的缘故吧。但我觉得还有更多其他的原因。《人间词话》多多少少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的王国维。君子如玉,坚而无暇。或许,这就是王国维一贯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的评价。但君子生于乱世,却难以独善其身。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晚生五十年,他都不可能再是王国维。历史造就了他,也毁灭了他。毫无疑问,王国维是痛苦的。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理想国被打得粉碎之后,随之而来必然是痛彻心扉的苦楚和无奈,对于性格执拗的王国维而言尤其如此。但是王国维是不会屈服的,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性格,也因为他对于君子的理想。《人间词话》中对于“真”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真”的追求表现了他对君子品行的追求,但王国维显认为君子是必须立足于传统的伦常大纲之上的。王国维死于溥仪被逐出宫后的第三年。一个偏执而又极具才华的王国维,但又是一个追求君子大义和极致真纯的王国维。抛弃国民的清廷应该覆灭,王国维最终也不会成为第二个屈原。他为维持自己的理想而死,但是却不会被太多人所理解和铭记。比起他的自杀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人间词话》,作于1908~1910年。《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运用西洋哲学、美学文学观点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之先的剖析和评论,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终结和现代文艺美学的萌芽。全书融贯中西,承前启后,既有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和突破,也有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融通。他运用的是中国传统词学的批评形式,却体现了现代的审美意趣和批评精神。《人间词话》,青年们读得懂的太少了;肚里要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