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介入的必要性，本文拟首先介绍国外司法介入银行公司治理的几种模式，之后重点对我国人民法院介入银行公司治理的方式和原则进行探讨。一、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首先，商业银行承担着为经济体中其他行业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功能，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按照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银行90％以上的资产来自公众存款。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这些公众存款的安全，一旦由于经营不善导致支付困难，就可能形成挤兑并将危机传播到其他金融机构，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因此，各国对银行公司治理非常重视，对银行及其控股股东、董事及高营的行为严格规制，对有关人员的严重违法行为课以刑事处罚。其次，由于上市银行股东众多，中小股东无论是在自身能力、信息资源，还是主观意愿上，都无法对银行实施有效监督。因此，在银行业中由控股股东、董事或高管实际掌控银行经营决策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较为普遍。为防止他们侵害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各国法律往往通过赋予股东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来制衡“内部控制人”。第三，由于存款人、中小股东无法正常履行监督银行公司治理的功能，只能由政府出面作为他们的“代表”，对银行实施监管。这是银行公司治理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监管机构除了制定监管规则、实施检查、获取有关信息外，还有权对银行董事及高管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对其任免作出决定，甚至对银行实施处罚。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难免就后者实施监管的行为或决定产生分歧。法律为这种纠纷的解决也提供了渠道。由此可见，上述有关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点分别为司法机关以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方式介入其中提供了合理依据。二、国外法院介入银行公司治理的模式（一）美国法院的普通民事诉讼在美国，银行股东可以通过普通民事诉讼中的派生诉讼制度维护自身权益。所谓派生诉讼，是指在公司（银行）利益受到损害时，由股东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根据美国《示范公司法》，派生诉讼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被告造成公司损害的不法行为发生时起直至起诉时止，原告必须一直是公司的股东；二是提起派生诉讼前，应事先请求董事会起诉较为典型的是在银行董事和高管的注意义务方面，美国法院通过长期以来积累的判例，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规范体系。最先阐述该项义务的案例是Briggsv．Spaulding案。[1]该案法官认为董事在管理银行事务时，必须尽到一般的注意和谨慎，从而确立了联邦普通法上的银行董事注意义务标准，即“一般的注意义务”标准。从Briggs案开始，法院在银行董事注意义务的标准上呈现了循环发展的特征。[2]在银行倒闭高峰时期（如上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中期），法院往往会突破商业判断原则的传统标准，提高银行董事注意义务，通过决策的实质内容和最终结果判断董事是否尽到注意义务；而在经济发展期，则强调严格适用商业判断原则。长期以来，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在银行董事注意义务确立了不同的标准。1997年，最高法院确立了银行董事的较高的注意义务标准，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Athertonv．F．D．I．C．一案中。[3]最高法院认为，对于参加联邦保险的金融机构的董事，成文法中的“重大过失”标准仅仅是最低层次的要求。换句话说，最高法院认为不论是联邦银行，还是州银行，其董事必须满足最低的“重大过失”标准，各州法院在此基础上有权确定更高标准。（二）德、日等国的民事特别程序将民事诉讼程序区分为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或称非诉程序）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普通程序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一般民事权利义务纠纷，是一种事后型、间接型作用机制。特别程序并不以当事人之间明显的权利义务冲突的裁判为目标，而是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对他人的事务进行干预、监督、命令，着重于预防，通过法院的提前介入，避免公司运作的失效以及相关关系人合法权利的受损，表现出较强的管理性和命令性。从司法权介入的时机以及介入的深度来看，特别程序中的法官活动明显表现出一种积极性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司法权力已经深入公司内部，在特别情况下，甚至替代公司内部机构行使权力，体现了法院对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