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心得体会2篇 (2)VIP专享VIP免费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心得体会2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心得体会当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推进。“严”是“实”的前提，“实”是“严”的结果。“三严三实”既能够成为强化党员干部“底线思维”的训练载体，也可以继承和发展绵延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君子之政”的从政价值，如能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有机融合，一定能开创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崭新局面。从古至今，人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两种力量。一是内心自我约束，如通过道德教化、宗教熏陶、信仰凝聚等手段加以强化；二是外在约束，如制度、规矩、习俗、传统、法律等。古希腊政治学家柏拉图在设计政治制度的同时，从来没有忽略从政道德和信仰，强调优秀的政治家应该成为“哲学王”。中华数千年文明极其重视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如产生于周代的“天命”信仰第一次成功地构建了中国人的“敬畏”意识，这个学说逐步发展为绵延几千年的“天道”观。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荀子也提出：“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道家提出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老子强调“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观被浸润于儒家、道家的修身思想之中，逐步演变为“君子之政”的政治文化，全方位影响着中国人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由于强调君子之政，古代中国历来强调“自律”（即内心约束力）的优先地位。如《荀子·君道》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先失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论语·卫灵公》也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离娄上》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隋唐以来，科举制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和“贴经”“墨义”“八股文”等考试手段培养官员的强大自律。由于有强大的自律训练，古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循吏，如汉代的文翁、黄霸、龚遂、召信臣、仇宽、王涣等，三国的董和、郑浑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王蕴、第1页共4页江秉之、何远、公孙景茂等，隋唐时期的辛公义、张允济、狄仁杰、崔戎等。宋元明清时，循吏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循吏奉公守法、勤廉施政、心系百姓、政绩突出。同时，他们大多重视教育、公正理讼、改善百姓生活。循吏们承天命、顺民心、解民忧，而后得民心，则王朝江山稳固。然而，过分强调自律，忽视法律和制度建设，忽视权力的制约机制，必然也会导致贪官污吏倍出。“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研究循吏政治、推行循吏政治，几乎每个朝代都在总结前朝之失，然而又都避免不了一个共同命运：都在澄清吏治、惩治贪污中开场，又都在腐败成风、民变蜂起中落幕。”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个共同规律归结为皇帝或大臣的道德堕落，却忽略了一个根本原因——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授职制。等级授职制必然产生诸如裙带之风、买官卖官等人事上的腐败，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由此形成一个腐败滋生不息的怪圈。这表明，循吏政治追求的是一套道德自律型的“软约束”文化，缺乏制度他律型的“硬约束”，经常只有少数人做得到，大部分官员做不到，最后必然走向坏的结局。与循吏政治一致的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在其创业初期无不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包容大度，但到了王朝末期，则胸无大志、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最终因人才匮乏，导致人事上的不足，一遇到天灾人祸则各种异端邪教崛起、流言谗语飞奔，最终导致奄奄气息的王朝“樯橹灰飞烟灭”。这表明，光有“君子之政”的宣传和教育还不够，一个现代政治文明还必须在“法律”上有更好的制度设计，使其符合权力制约的基本规律。因此，只有把人的“自律”融于“法律”建设之中，才能培育出一个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李光耀从古代中国的“君子之政”中得到了很多智慧，比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行动党政府力推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倡导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推进全社会物质进步的同时，推进社会道德进步；在设计出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同时，强调政治家诚实可靠的道德品质；廉洁文化教育从娃娃抓起；在人民行动党党员中倡导干净、廉洁的价值观；实行对高级公务员高薪养贤，建立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