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道德心得体会篇一完善司法环境须下“猛药”XX省纪委驻XX省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翟晶敏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法官的各种社会关系可能会影响到诉讼中的相互关系，并产生负面作用，因而，采取禁令的形式，防止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生活上的关系影响诉讼中的正常关系是必要的。但仅靠一纸禁令完全杜绝类似的交往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法院不但要加强内部的监督，还要通过采取包括向社会公布“六条禁令”等多种有效措施，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便把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不正当交往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翟晶敏同志也认为，“六条禁令”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官权力寻租的问题，但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力措施。要真正解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必须注重从源头治理，建立健全依法、独立、公开的审判运行机制，努力构建一套包括“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和“不必为”的保障机制在内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在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法官待遇的同时，加强法官的思想教育和职业自律精神的培养。翟晶敏同志把禁令比喻作一剂“猛药”，认为，建立法官与律师及当事人之间健康的关系，法官是主导，禁令针对法官，针对法官中出现的突出问题，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有利于预防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禁令”需要细化量度标准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卓泽渊教授认为，“六条禁令”的主观愿望很好，而且它基本上概括了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社会因素（不包括权力的因素），也对法官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是有益的尝试。但在实施过程中卓泽渊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担心，与公安系统明确的禁令不同的是，法院对法官社会交往的限制在度上很难把握，亲人有亲有疏，朋友有薄有厚，同学、师生、同事有远有近，不同的关系人在法官处理案件上对法官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到底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加以第1页共6页区别呢。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法官遵守禁令的难度。卓泽渊教授也认为，国外的法官之所以能保持一种清高的姿态，一种深居简出的作风，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物质保障，以及足够的社会荣誉感和神圣感。而中国的法官比较缺乏这种内在的心理依据，在法官普遍低收入、低荣誉感、低社会信任度和尊重度的情况下，要想遵守“六条禁令”是不容易的。所以要真正的解决法官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还是要深入地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变革法院的组织机构和组织运行方式，对法官加强道德约束，对权力干涉司法进行有效地制度约束。以职业化来约束法官的行为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特别强调了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他说“六条禁令”的有关内容在我们现有的规则中已经存在，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现有的规则。“六条禁令”有着良好的出发点，但也显示出了目前我国法官职业化和律师职业化程度还很低。法官和律师并不是绝对不能交往的，在职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法官与律师的很多交往是对社会有益的，只是这种交往是有“禁忌”的，比如不能谈正在办理的具体案件，这些“禁忌”不是被谁明文规定出来的，而是内化在双方的职业准则、内心准则之中的，如果有人违反，双方都会感到很尴尬。这就如同我们历史上的一些老戏班的“规矩”一样，是长期在职业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无需规定却被人们严格遵守着。所以职业化的法官其职业规则体现为其内心的准则。贺卫方教授认为，“六条禁令”的出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对社会要求、社会压力的一种回应，这种符号化的宣示并不能根本解决法官自我约束和内心荣誉的问题。相反，一旦这种规则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落到实处，很可能会使人们越来越蔑视规则。同时就“六条禁令”本身来讲也存在一个监督的问题，谁来监督法官的社会交往。因为它涉及到处罚，一旦法官被指控，有什么样的措施来保障法官会受到公正的处理。会不会因此而强化了司法行政化的趋向。出台禁令，主要是为解决法院少数法官与当事人及其律师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规范问题。而法官职业化却依赖于法官的尊严与荣誉感，这两者本身第2页共6页就是一对矛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院的焦虑和在两者中寻求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