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史记》人物的悲剧性摘要：中华民族千古流传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史记》,已经存在于世间两千余年,它对我国乃至世界史学、文学、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被古往今来众多名家所承认。当时西汉的社会条件、司马迁自己的际遇共同影响了本书的创作，使得全书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关键词：史记悲剧性悲剧原因正文：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具有为后人所惊叹的众多研究价值，它对后世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中华民族漫长的时间里流传下来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而且还是我们民族不断发展演进中产生的第一部，这厚厚的一部《史记》，具体分类则是：十二本纪：如《项羽本纪》、十表：如《六国年表》、八书：如《河渠书》、三十世家：如《陈涉世家》、七十列传：如《商君列传》，数一数这些篇目的总数，就有一百三十篇之多！“在《史记》中生动卓越地再现了黄帝至汉武帝时期3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首次精心梳理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统一国家的正统系列。”（黄镇伟《历史的黄钟大吕——〈史记〉》导言）《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在历代被人们所称颂。“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是古人总结出的，十分简明扼要的，《史记》重要特点，体现出司马迁，一个史学家、文学家的伟大。《史记》的文学艺术价值也极为突出，其中《史记》的悲剧性是其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共有112篇纪传作品，其中以悲剧人物为标题的有50余篇，近二十篇叙写悲剧人物，全书呈现浓郁的悲剧色彩。这是《史记》所独具的美学特征。”[2]明朝散文家茅坤在《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中提到“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慷慨者尤多”。不啻在一方面有所成就的李贽则说：“《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3]这是古人对《史记》悲剧性的认识。但是，这不是一种理论化的认识。直到现代，我国学者吸收西方悲剧理论成果，再与我国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才使关于《史记》悲剧性的研究变得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悲剧性”是一个外来引进的美学名词。“悲剧”一词，最早来源于欧洲，是戏剧的一种形式，源自古希腊酒神祭祀仪式。对于悲剧的解释，鼎鼎大名的人物历来都有自己的总结，亚里士多德，古希腊著名的哲人，他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4]在鲁迅先生看来，悲剧可以这样解释，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文章中，他对“悲剧”的概念，进行了这样的解释：“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5]在我们看到的关于美学的书本上，对于悲剧，又是这样定义的：“狭义上的悲剧是指戏剧的一种。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是崇高中更为深刻、更为具体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与喜剧相对。悲剧作为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是指现实生活或艺术中那些肯定性的社会力量在矛盾斗争中遭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或毁灭，引发人们在同情和悲愤中探索追求，在强烈的情感激荡中奋发向上的审美对象”[6]而《史记》悲剧的含义肯定不是狭义上悲剧的定义，应该理解为通过史实体现出的悲剧性。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在他们的生命长河中遭受不同的困苦，遇到不同的挫折，使《史记》表现出鲜明的悲剧性。其悲剧性体现在众多历史人物身上，每个人物悲剧的原因又不尽相同，那么，我们就应对其进行分类分析。具体分类如下：1、悲剧分类（一）关于商鞅：《史记》中对商鞅变法有这样一段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7]但是，商鞅变法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赞成并支持商鞅的主张。“宗室贵戚多怨望者。”[8]就显现出了高高在上的贵族的不满，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使秦民受益，威胁到了贵族的利益。最终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兵强，并为以后秦帝国的建立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