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制度系统研究［摘要］进入务实阶段的“一带一路”倡议面临越来越多挑战，创设“一带一路”相关配套制度推进倡议实施成为当前政策重点。但传统借多边谈判达成文本协议的制度创设逻辑是典型的“金字塔”国际等级下独特的制度创设路径，重在解决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而“一带一路”的基本结构是新型的分布式网络结构，其制度系统的建构重点在于协调参与者行为。在创设“一带一路”配套制度系统时应适当修正传统的国际制度创设路径，推动制度“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化。［关键词］“一带一路”;制度创设;国际结构随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被写进了党章，“一带一路”现已升格为新时期下指导我国走出去、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行动框架，这也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步入深耕细作的务实阶段。但当前“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面临诸多挑战。沿线国家内部政局变动造成项目违约停滞的情况时有发生，边局势紧张也会阻滞“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这显示出以项目为引领的“一带一路”建设在统筹协调上略显不足，亟需构建配套的制度系统以协调倡议推进中的相关问题。在推进国际合作时，习惯性做法是诉诸于构建一套成文制度体系，但“一带一路”的基本结构与传统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有所不同，既有的制度创设路径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倡议诉求，应根据“一带一路”的独特结构，创新制度生成路径，以切实推进该倡议的落地实施。一、传统国际制度创设路径及其问题传统上，国际制度的创设路径是借多边谈判产生一个有明确目标的协定，用具体文本明文规定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及争端解决机制。表面上看，这一制度生成路径是各方合意、自主协商的结果，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国际结构下的制度生成模式，其暗藏的前提条件是多边谈判中成员国间的权势不对称。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大多面临同一个难题，即多边合作中参与者的背叛或搭便车行为造成国第1页共7页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意识到国际社会合作中存在着奥尔森式的集体行动困境。促成国际合作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有效解决“个体（国家）理性导致集体（国际社会）次优结果”这一问题上。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别从“强制性”和“非集体性激励”两个角度出发阐述合作的推进与制度的产生。现实主义强调在创设国际制度时需要一个主导的霸权国，借助霸权来强制参与各方合作，其精髓是“惩罚背叛者”。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应采取协商的方式借助“非集体性机理”推动合作，其核心是减少不确定性，而制度则是消弭合作进程中不确定性的一大利器，借助各方合意而产生的制度能有效降低国际合作中某种形式的不确定性。但实际上，这两种范式都自动屏蔽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家间的权势不对等。在现实主义主导的制度框架下，小国、弱国是否会受到霸权国的剥削、遭遇霸权国背叛，制度规则是否正义不是制度建构的关注重点。同样，新自由制度主义路径下的制度看似是各国理性自发选择的结果，但制度创设的初始推动力从一个霸权国变成多个强势国家组成的群体。虽然后继学者在探讨国际制度创设时，注意到了国家间权势分布不对等及国际制度不公平特性，［1］但大都偏向利用博弈模型来分析国际制度创设中的技术问题，鲜有站在发展中国家角度探讨国际制度的公平正义问题。传统的国际制度创设路径恰恰是建立在这种参与者权势不对等的基本结构之上，强国主动制定制度、弱国被迫遵守，虽然国际制度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弱国提供收益和保护，但并未从根本上颠覆这一基本逻辑。［2］恰因参与谈判的各方权势不对等，因而存在着一个强国或强国群体构成的“幕后最终裁决人”，正是在其推动下才使国际制度成为广为接受的文本规范。强国或强国集团借助其在“金字塔”结构中的等级优势，先一步按照自身的利益诉求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体系，同时将规则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3］再配套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压制其他参与者，以确保其遵守约定，进而推动国际合作中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当前诸多发展中国家指责既定国际制度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但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所搭建的基本结构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