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宗教与政治制度研究（一）公民宗教的“现代”关切从“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视角看，“公民宗教”（ｃｉｖｉ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是一个典型的卢梭命题。但这个命题明显是一个有着古典痕迹的“现代”命题。如果说清清爽爽的“现代”命题是那些明确与古典划分出严格界限的命题的话，那么，“公民宗教”则是一个明显缅怀古典时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宗教所发挥的整合社会秩序功用的“现代”命题。其宗旨无疑是现代的，因为这一命题的观念与行为主体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这一命题的内涵充满古典和中世纪的意味———它将“现代”情景中本应是“政治性”的公民，引进古典宗教的信仰世界，促使公民“宗教地”秉行与其政治身份相适应的信念和行为规则。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专辟一章，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首次对公民宗教做出系统论述。卢梭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非常特殊的认识。他指出：“一旦人们进入政治社会而生活时，他们就必须有一个宗教，把自己维系在其中。没有一个民族曾经是，或者将会是没有宗教而持续下去的。假如它不曾被赋予一个宗教，它也会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宗教来，否则它很快就会灭亡。”①卢梭这里所谓的宗教，当然是广义上的宗教。狭义宗教指的是宗教神学、仪轨宗教与日常规则三者合一的建制宗教形态，它也是卢梭所谓的人类宗教，或贝拉所谓的教会宗教。广义宗教指的是具有神圣性、精神性特质的社会规则系统或社会信仰系统，它不是一种建制宗教，而是社会公众自觉响应的准宗教形式。前者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备的宗教形式，也不是每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必然以及能够达到的宗教高度；但后一种宗教形式构成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后一种宗教形式的民族，就不具备聚集民族力量的精神基础，当然也就不具备整合民族力量的政治前提。广义宗教起源甚早，但其真正以一种世俗形式成熟地作用于各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则是在人类经历了中世纪教权与政权的博弈之后才凸显出来的。在基督教世界中，“双重权力就造成了一种法理上的永恒冲突；这就使得基督教的国家里不可能有任第1页共18页何良好的政体，而且人们也永远无从知道在主子与神父之间究竟应当服从哪一个”②。政权与教权无法和谐共存，注定了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政体形态不可能持续影响人类的发展进程。当人类生活的模式呈现为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分离状态时，在两个世界中却各自出现了神性诉求与世俗组织崭新的合一方式。“宗教，就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论，———无论是一般的关系，还是特殊的关系，———也可以分为两种，即人类的宗教与公民的宗教。前一种宗教没有庙宇、没有祭坛、没有仪式，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纯粹内心的崇拜，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义务；它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它为自然的神圣权利。后一种宗教是写在某一个国家的典册之内的，它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的神、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它有自己的教条、自己的教仪、自己法定的崇拜表现。除了这个唯一遵奉这种宗教的国家之外，其余一切国家在它看来全都是不敬神的、化外的、野蛮的；它把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仅仅伸张到和它的神坛一样远。一切原始民族的宗教便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公民的积极的神圣权利”③。卢梭还列出了“更可怪的第三种宗教”，它给人两套立法、两个首领、两个祖国，使人们屈从两种互相矛盾的义务，不许人们既是信徒又是公民，结果产生了一种无以为名的、混合的、反社会的权利。相比而言，第一种与第三种宗教，都存在反社会的精神特点。唯有第二种宗教，是一种维护社会建制的宗教。这种“宗教的好处，就在于它把对神明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它能使祖国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从而就教导了他们：效忠于国家也就是效忠于国家的守护神。这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种神权政体下，人们除了君主之外决不能有任何别的教主，除了行政官之外也决不能有任何别的牧师。于是为国家效死也就是慷慨殉道，而违犯法律也就是亵渎神明……然而第二种宗教的坏处，则在于它是建立在谬误与谎话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欺骗人民，使人民盲从、迷信，并且把对神明的真正崇拜沦为一种空洞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