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禁军司法职责唐代司法制度是古代司法制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的独特的贡献。唐代司法制度由于所产生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不同，一些现代意义上的制度还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但是，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诸如审判制度、监察制度、监狱制度已经发展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唐代普通的司法机构系统是延续先秦商鞅变法以降一千年来的传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套系统。中央司法系统分为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这三大司法机关，分掌司法众务，居于主导地位；地方司法机关仍由各地行政机关兼理，所以也因行政区变化而变化。唐初地方分为州、县两级行政，开元二十八年时有州（府）328个，县1573个[1]959，所以地方司法机关一般也分为两级，但是司法制度的权很有限，这充分体现了唐朝进一步发展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倾向。但是随着唐朝国力的式微、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这些专门司法机关开始分割普通司法机关的司法权，故又具有普通司法机关的特点。其中尤以北衙禁军的北军狱、神策狱最为突出，目前学界对北军狱、神策狱分割普通司法机关职能的问题没有专文论述，可见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一、北军狱唐代军事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北魏、隋以来的府兵制度，后根据唐代实际情况有所增益和发展，即府兵制度继续存在，由南衙统辖中央十六卫的番上府兵组成，成为唐中央宿卫京师的主要武装力量；而守卫京师长安宫城和禁苑中的禁军，号称北衙禁军，驻在皇城北面，负责保卫宫城，是专职保卫天子的亲军，分为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和左右神威军，总称北衙十军。安史之乱后曾设过威武、长兴、英武、天威等军，不过很快废弃。北衙十军中，左右神策军是中坚力量。在安史之乱以前一百余年中，包括禁军在内的军司并没有取得司法权，也没有设置监狱。因为《唐律疏议X8226;斗讼》明确规定“：诸犯罪欲自陈首者，皆经所在官司申牒，军府之官不得辄受。其谋叛以上及盗者，听受，即送随近官司。第1页共5页若受经一日不送及越览余事者，各减本罪三等。其谋叛以上，有须掩捕者，仍依前条承告之法。”[2]441而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也是如此。如肃宗朝时对军司擅捕人犯、审理案件现象进行严格控制，如乾元二年四月壬寅诏“：英武军及六军诸使，比因论竟，便行追摄。今后须经台府，如处断不平，具状闻奏。”[3]255此诏规定明显地说明，此时台、府等普通司法机关的案件管辖权力尚未遭致严重侵夺，而军司只能针对御史台及地方府县对军士犯法判决不服的，可以具状申诉。代宗朝仍可见地方长吏惩治军士之事《：旧唐书X8226;窦参传》言大历中，窦参任奉先尉，“县人曹芬，名隶北军，芬素凶暴，因醉殴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窦参捕理曹芬兄弟当死，并力排众议，杖杀曹芬。后又有“盗杀富平令韦当，县吏捕获贼党，而名隶北军，监军鱼朝恩以有武材，请诏原其罪”，后给事中韩滉密疏驳奏，贼遂伏法。这些事例说明北军监狱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取得司法权。总之，晚至肃、代之际，军司还没有诉讼管辖权力的司法职能，地方府、县仍可依据唐律以及皇帝的诏令负责审理有关军士之间、军民之间的纠纷案件。相承一百多年的诉讼传统和法司权威还能继续延续，没有被完全破坏。但是，到代宗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代宗大历五年（770），宦官鱼朝恩于“北军置狱，召坊市凶恶少年，罗织城内富人，诬以违法，捕置狱中，忍酷考讯，录其家产，并没于军，或者举选之士，财货稍殷，客于旅舍，遇横死者非一。坊市苦之，谓之‘入地牢’”[3]4765。从材料中北军狱捕人、考讯、置狱等行为看，说明“北军狱”开始设立，而且还是专门的军事法庭负责关押、审判有罪的军人。但是，其司法活动已相当广泛，超出了设计的初衷，开始介入民事司法领域，对民事侦缉、羁押、审讯、判决均有涉及。由此表明，北军狱从设立之时就有着分割普通司法权的倾向。唐代司法制度规定，御史每月在京城巡囚一次，“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直至德宗“建中初，敕京城诸使及府县系囚，每季终御史巡按，有贫滥者以闻”，表明监察御史仍按照唐律规定巡按北军狱。但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