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浙籍现代派作家——以近30年代作家为例摘要在20世纪中国现代派文学发展的每一次热潮中，都活跃着浙籍作家的身影。但关于他们的研究却只关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启示，其背后本土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的资源审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地域文化对近30年浙籍现代派主体选择的影响出发，探讨了渗透在作家背后地域文化的经验，为当代浙江作家的创作和地域文化的现代建构提供一些启示。关键词：地域文化；浙籍现代派作家；现代派文学1.引言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性追求，催生了不同形态的文学话语。但面对20世纪文学的特殊语境，在之后的文学史叙述中，主流文学的地位被拔高，遮蔽了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文学发展中应有的地位，由此在这一富有个性的文学流派中，浙籍作家所显示出的群体效应被忽视。在目前的研究中，主要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浙籍现代派作家与主流不同的艺术追求，使得他们文学的现代性诉求被忽视；关于他们的研究被淹没在浙籍新文学作家或现代派作家的研究中。与浙籍新文学作家相比，对他们的研究是缺乏系统和深刻的认识的。二是由于对“世界化”的理解不够全面，容易导致单边倒的思维模式，即将异质的西方文化、文学资源作为主导因素确认，论证其对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对作家主体选择的内驱力，以及本土或地域文化的成因却没有重视和提炼，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化”的世界化影响，忽视了其内蕴的本土或地域文化的经验。事实上，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是，在整个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发展中，一直活跃着浙籍作家的身影，戴望舒、穆时英、施蛰存、穆旦、唐提、袁可嘉、余华、王海等；有时甚至是以群体的方式，如30年代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40年代穆旦、唐堤、袁可嘉的九叶诗派等；作为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开拓者和继承者，他们独特的创作理念、艺术价值和美学影响，参与和丰富了百年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本文以30年代的浙籍现代派作家为考察对象，梳理地域文化作为他们认知和表达的审美与逻辑基点，分析地域文化对于主体选择的精神影响，归纳和反思其内含的本土文化经验。2.“剑性”传统与作家的主体选择浙江文化是以浙江为地理疆界存在的文化，它是在历史发展中吸收、融合、创造、充实而逐渐定型的一种区域文化，是内蕴丰富的多元立体的地域文化。作为吴越文化的一种当下形态，浙江文化深得其刚柔并济的精髓。清代龚自珍曾用“一剑一萧”，形象地概括吴越“刚柔并济”的文化特点。但晋代以后三次大规模的南渡，大运河的开凿，特别是士族南迁后玄学和佛学的兴盛，强化了地域文化中尚文的一面；发展到现代，显性层面更多是温和婉约的“柔性”的一面。事实上，隐性层面刚烈和坚韧的“剑性”特征并没有消失，近代章太炎、秋瑾的铿锵之音；现代以鲁迅、周作人、茅盾为代表的“五四”作家，率先积极参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这种反抗约束乃至栓桔的勇气，是浙籍作家潜藏的“剑性”文化基因的表现。一个作家感受周围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会受它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主体的选择。当浙籍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派文学时，“剑性”的文化基因被激活，表现出努力尝试，敢为天下先的凌厉风采。特别是在30年代中国现代派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浙籍作家以一种积极的先锋姿态，引领了一时的文学潮流。早在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初期，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等已经开始引进、介绍和评论西方现代派思潮，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博采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对现代派进行了初次的尝试，开启了浙籍作家在现代派文学中孜孜寻求的传统。30年代，虽然现代派作家的构成并非只有浙籍作家一脉，但作为领军人物并将现代派文学引向深入的基本上是浙籍作家。1915年，陈独秀就介绍了象征主义，但并没有激发现代派文学大规模的创作实践，较为纯粹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要到30年代的施蛰存及其主编的《现代》杂志。施蛰存一再强调：杂志的内容，除了好之外，还得以活泼、新鲜为标准表达出强烈的创新诉求。作为30年代现代派的重镇，李金发的诗歌对中国象征派诗歌具有开拓之功，但他的实践，主要是作为个人的文学实验被历史记取，并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