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异彩之出入之间——携着不同文化风姿的“渔父”形象比较回溯数千年历史长河，总有一群人以其独特的姿态傲立于文学之史，这便是知识分子，入世则居庙堂之高，出世便处江湖之远，但这一类人其实是最矛盾的，他们往往彷徨于儒、道文化之间，于是很多人便向往隐逸，隐逸文化便开始成长，而“渔父”的形象从此频繁地出现。为何文人喜欢自比或塑造渔父的形象，我想大概与其自身的际遇有关，以屈原为例，是渴求得贤主慧眼相识而施展抱负，成就功业，为朝廷尽力，但又不愿随波逐流的入仕者，他与儒家文化中的“渔父”形象有相似点，但又有不同点，他虽然渴望为君主、为朝廷施展才华、贡献自身，他是一个清高的人，可为玉碎，但绝不为瓦全而苟活，这一点又与儒家“渔父”形象相区别，因为儒家总把政治目的与垂钓微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正如“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而庄子是追求心境淡泊、超脱俗世、遵循时命、顺应自然的清高之人。他与道家文化里的“渔父”相合。道家“渔父”。它赋予了“渔父”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使“渔父”定格为身披道袍，追求出仕，淡泊名利，乐山爱水，冲淡脱俗的隐逸符号的象征。正如“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两相比较，很多人更欣赏道家文化里的“渔父”。虽然文字承载的渔父是往往乐于品尝雨中垂钓的情趣渔父，可我们心中的渔父品味的却是物我合一的境界。这是一种观美景、品人生的高级审美境界，是抛离了世俗，心静一体的脱世情怀。可谓是“一身蓑衣渡风雨，从容自得品人生”。如此看来，庄子中“渔父”精神的这种特立独行、狂傲不羁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毕生追求而无法实现的思想情感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丰富了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更丰满了我们这个处于纷繁嘈杂之人的精神涵养，让我们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之时，能够守住自己，体验生命的大度与生活的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