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反思一、土地聚集现象不同于稳定了30年的基本土地制度，土地聚集现象和新的制度形式是最近几年才在某些地方出现的，主要有“成都模式”、“嘉兴模式”和“苏州模式”。（一）“成都模式”XX市从2008年开始开展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一改革包括比较系统的制度保障，确权颁证、出台法规、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投资平台和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率先设立耕地保护基金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具体做法则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将农户集中到XX县区居住，通过整理宅基地，将土地指标卖给政府，置换出农业用地，或将整理出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企业。［1］（二）“嘉兴模式”嘉兴于2008年启动实施了“两分两换”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两分两换”是指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工业园区产业用房或政府的购房补贴，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股权或社会保障等权益。（三）“苏州模式”苏州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体措施是“三集中”、“三置换”和“三大合作”。“三集中”指工业企业向规划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户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或就地集中居住。“三置换”就是依照相关法律和政策，由农民自愿将自己在集体拥有的集体资产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住房所有权，量化到个人，进行实物、价值、股份或者社会保障置换。“三大合作”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2］概括起来，这些做法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要求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其实质内容就是要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要促使农民集中居住、集中经营，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的规模化。其中积极、善意的考量在于，试图使农民的宅基地使用得更有效率、更有价值;使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劣势得到改善，走上规模化现代农业之路，提高农产品供应，增加农民收入。第1页共13页二、土地聚集带来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做法不可能只有正面的良性效应，问题也明显存在，而且显然大于成效，特别是对农民来说。本文谨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归纳分析。（一）信息不对称下的三方博弈1.信息不对称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博弈中的政府、工商企业和农民分别拥有自己不同的信息优势和劣势。政府拥有的较多资源，保障它可以比弱小的农民拥有更多的信息;工商企业则一直有相对于农民更多的信息优势，还有善于理解政府意图的传统优势。而农民对于出让自己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应得收益以及出让后的不良后果，肯定估计不足。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对当前情况的判断存在信息不足问题，更表现为对将来缺乏足够的科学、合理的考虑。不少人选择出让和流转，是出于对政府宣传、甚至行政命令的无奈，出于对其他人行为的盲目模仿，出于对眼前利益诱惑的贪求……谁也不能保证他们看清了未来的经济发展格局，看准了未来的政策走向，充分估计了未来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在历史上，农民的盲从、从众、短视行为已经得到了多次反复的验证。最明显的是，在1956年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后，在所有的原属自有生产资料都被公有化，看到高级社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增收效果后，中国大多数农民并没有选择退社（浙江永嘉等个别地方除外），更没有采取传统的暴动行为以示抗争;在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后，即使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农民们还是选择留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中，没有选择退出去单干。这些有悖于“理性农民”的行为选择，都缘于信息不对称、尤其是未来信息不对称的制约［3］68－108。基于此，对当前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聚集这个不仅涉及成本收益，更涉及政府、工商企业、多种法律政策等复杂因素，尤其涉及难以预期的未来，信息不对称势必依然阻碍农民做出正确的、科学合理的判断和选择。也就很难说，他们的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2.三方博弈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这一轮土地聚集现象意味着又一场三方博弈，但这一三方博弈，实质上还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博弈。说它是三方博弈，是因为博弈牵扯到了政府、第2页共13页工商企业甚至金融机构和农民。初始行动方也许是政府，也许是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如果是后者率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