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关于人性的概念 杜威认识到在论及民主主义理想和教育过程的基本概念时，有必要对人性进行一些描述。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人性的构成是否表明了一定的社会安排可能会成功，而其他则注定要失败？人性可改变至什么程度？遗传与环境是怎样互相联系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的人性的变动范围究竟有多大？又有多少确定性？”以上就是杜威试图解答的问题。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杜威对于人性的理解与传统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实验主义者认为，杜威摒弃了所有关于人性的传统理论。这些理论之所以遭到摒弃，是因为它们的片面性。它们或是把人性称为一种原动的、自然的秉赋；或是把人性描述成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相对立的心理力量；或是认为人性本来空洞无物，完垒是由外部影响塑造成的；或是认为只有通过像语言、宗教、法律、艺术以及政府这样的制度化产物方能了解人性。杜威既不同意纯遗传特征的观点，也不同意无限可塑性的观点。杜威之所以不同意这些观点，是因为它们主要建立在任意的习惯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根据杜威的观点，要了解人类，就必须研究人的天资以及所处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个人。杜威特别强调习惯、冲动以及理智在人类行为中的位置。他说道： ……了解习惯以及习惯的不同种类，对社会心理学来说，是个关键。冲动和理智的作用为理解个人的脑力活动提供了秘诀。但是，这些冲动和理智对习惯只起了次要作用，因此，人们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信仰、愿望以及目的才能具体地了解人们的思想。这些信仰、愿望以及目的，是在社会环境与生物习性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形成的。 虽然习惯并不是人类行为发展的第一个产物，但是它对于了解人性却是最重要的。因此，习惯来自作为人的天赋秉性之一部分的非习得性活动。杜威在《人性与行为》中首先研究并界定了习惯。 他认为习惯是： ……受先前活动影响的那种人类活动，从这一点来说，是后天的；习惯本身含有一定的秩序或是含有行为中较次要的元素系统；它的特点是突出的、动态的，善于公开地表达自己，甚至在并没有明显地支配活动的情况下，它仍然以某种减弱了的、从属性的方式发挥作用。 以上一段间接地表明了杜威的信条，即习惯是人类活动的倾向，并且以某种方式支配人的行为。既然习惯支配人类的行为，它们就是意愿（will）；既然习惯有强制性，并且确定了我们认为重要与否的事情，它们就是自我（self）。杜威说道： 一切习惯都是对一定的活动方式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