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当下形态的反思笔者的上述表述绝不是出于文化自恋
要认识社会机制对知识分子的阻隔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及由此命定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社会英雄”,这并非难事
然而我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完善人生上的作用,尤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正是为了表达如此一份期待,本文对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展开对象性研究
在揭示他们问题的过程中提醒他们如何注意修复和完善自己的人格[1]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知识分子如果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2]
一、思想者与社会良心的消隐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表现自身价值的契机,勇敢地充当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先锋
尽管挫折和磨难不时降临到他们的头顶,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向“左”的革命文化模式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其悲壮性、其崇高的殉道主义精神使整个社会为之动容
在愤懑不平中,人们猛烈地结构那些符号暴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但是在时间之针拨向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却出现了高度的萎缩
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他们对存在的境域问题失语或缺席
许多人从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场域纷纷撤退
发展到极端,人文学者不谈社会,作家艺术家不涉指实现
他们把自己幽闭在精神的象牙塔里,或者小心翼翼地绕过雷区、制作玄学;或者把寓言当外壳,涂抹一些常人猜不透的文字
相当一些人在九十年代初把自己的撤退和逃脱说成是超越,洋洋自得地炫耀他们关注的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
为了给自己的卑怯寻找理由,他们还给知识分子作了新的定位,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学术人,利用畸形的市场机制为自己的文化生产打开了一点销路的人,或者借助些许自由的文化空间而获得一点虚假声第1页共3页名的人,还竭力为这种机制唱赞美诗,似乎现在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最佳时代,任何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