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漕运体制弊端的表现摘要：：漕运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漕运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勒索广阔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在其存在的后期弊端百出。本文拟从各方面清代中后期漕运体制弊端的表现形式，以利于对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漕运制度的讨论.关键词：漕运总督运丁浮收勒折漕运起源较早，它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漕之兴，封建之废也”。[1]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将征收的粮食经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的地方，其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等。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巩固北方的统治，始皇帝派大将蒙恬出击匈奴，“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而致一石”。[2]清嘉道时期，漕运弊端丛生，道光二十六年，御史朱昌颐奏：“州县取之于民，弁丁取之于州县，部书仓役又取之于弁丁，层层需索。”[3]由此便形成了一系列的陋规恶习。一、漕运征漕加派频繁和各级官吏的贪污清军入关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对吏治的大力整顿，到乾隆时出现了“康乾盛世”，漕政同样也比较清明。但自乾隆中后期开始，政治日益黑暗，吏治腐败，征漕之时各种杂派也是五花八门。据记载：“江右漕粮杂费之苦，较正项而倍甚。开仓有派，修仓有派，余米有派，耗米有派。每年征米，或委员佐，或差本官，仆役经承俱有常例，名曰漕费”。[4]又据胡文学奏：“过淮监兑有派，修船使费有派，官役规例有派，他如踢斛、淋尖、垫仓、扬簸种种名色，一致截头、水脚试用，多寡不等，故应纳粮一石，必须用数石，应折银一两，必需费数两”。如此众多的额外加派，给有漕各省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故民间有：“兑漕之苦，不在正赋之难完，而在杂费之名多”的说法。清代中后期征漕加派繁多，主要与漕政官吏的贪污有重大关系。贪污的官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和完粮户直接接触的州县官吏胥役，一种是州县官吏的各级上司。州县官吏在征漕时进行贪污也会有所顾忌，“虑其上司之参劾也，则馈送之”。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州县官吏在贪污时因怕其上司弹劾，从而对其上司进行贿赂，上级官吏也会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乘州县征漕之机而中饱私囊。二、漕运总督衙门对运丁的勒索漕运的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其衙门在淮安。漕船到达淮安后，总漕随即派遣属下前往盘查，而其下属却故意放纵手下兵役对运丁进行刁难。乾隆七年，按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