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和域外 我们本国人读本国历史,总不免立足于本土;而外国人看我们的历史便往往立足于局外
我们仿佛是入于其内,从内部来理解本国历史,而外国人则仿佛走出乎其外,从局外来理解我们的历史
这两种不同的途径所得出的历史构图,显然会有很大的歧异
比如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仁义道德,西方学者大都是倾向于赞美的;它们曾受到了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的热烈称道,就连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歌德,都曾发出过“啊,文王
当代一些西方汉学家,大抵是沿着这个老路走
从局外看起来,仁义道德那些美好而崇高的字样,听来是何等之令人神往
但是在我们身在其内的中国人看来,它们却未必就如此之美好而崇高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就只看到了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
这好比我们观赏舞台上演员的舞蹈,看来那么地绰约轻盈,有如行云流水,飘逸极了,简直毫不费力的样子;却不知在舞台之下,要为此付出多少眼泪、汗水、劳苦和辛酸
每读外国人所写的论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或和国外学者谈话时,总不免有此感受
然而在读到国内出版的历史著作时,却又免不了另一种感触,即域外史料受重视和被引用的实在是太少了
远的不谈,自从明清之际以来,西方传教士就络绎东来,传教团也像外交团一样要经常向国内报告中国的情况
但这份几个世纪所积累的丰富史料,却极少有人问津
(只记得见到过有位史学家对世传董鄂妃逝世、顺治因之出家的所谓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引用过汤若望 Adam Schall vonBell 传记中的记述
)但最负盛名的法国耶稣会海外传教书信集 , 即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par quelque Missionaires dela Companie de Jésus),好像迄今还没有人认真发掘过
又如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史学界多年来的热门,而在国内出版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