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和域外 我们本国人读本国历史，总不免立足于本土；而外国人看我们的历史便往往立足于局外 。我们仿佛是入于其内，从内部来理解本国历史，而外国人则仿佛走出乎其外，从局外来理解我们的历史。这两种不同的途径所得出的历史构图，显然会有很大的歧异。比如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仁义道德，西方学者大都是倾向于赞美的；它们曾受到了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的热烈称道，就连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歌德，都曾发出过“啊，文王！”的赞叹。当代一些西方汉学家，大抵是沿着这个老路走。从局外看起来，仁义道德那些美好而崇高的字样，听来是何等之令人神往。但是在我们身在其内的中国人看来，它们却未必就如此之美好而崇高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就只看到了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这好比我们观赏舞台上演员的舞蹈，看来那么地绰约轻盈，有如行云流水，飘逸极了，简直毫不费力的样子；却不知在舞台之下，要为此付出多少眼泪、汗水、劳苦和辛酸。每读外国人所写的论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或和国外学者谈话时，总不免有此感受。然而在读到国内出版的历史著作时，却又免不了另一种感触，即域外史料受重视和被引用的实在是太少了。远的不谈，自从明清之际以来，西方传教士就络绎东来，传教团也像外交团一样要经常向国内报告中国的情况。但这份几个世纪所积累的丰富史料，却极少有人问津。(只记得见到过有位史学家对世传董鄂妃逝世、顺治因之出家的所谓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引用过汤若望 Adam Schall vonBell 传记中的记述。)但最负盛名的法国耶稣会海外传教书信集 ， 即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par quelque Missionaires dela Companie de Jésus)，好像迄今还没有人认真发掘过。又如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史学界多年来的热门，而在国内出版的一些重要外文书刊，如《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News)、《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乃至英文《北平时事日报》(Peiping Chr0nicle)和《顺天时报》似乎都绝少有人一顾。中国图书馆善本书库中有不少十八、九世纪外国人来中国后所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很多还附有精美的插图，对研究当时社会史或地方史 (如北京史)的学者，不失为珍贵的资料，却不见有人使用。或许图书一入善本库，就犹如打入冷宫，从此束之高阁，永世不见天日；不知这是否域外资料之未能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再如威特、瓦德西、李顿、李滋罗斯、史迪威、马歇尔等都是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