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的危机与思想的边界 《读书》一九九四年三期头版关于“人文精神”的对话，以人文学者自身的检讨来探求人文精神在当代的现实可能性，可以视为面临危机的人文学科自我反思与拯救的努力。这种努力能否成功，我想，还在于能否坚持贯彻以怀疑与批判的人文精神来针对自身进行检验。 对话者对人文研究的“技术性”表示轻蔑；人文学者的“人文”性被界定为“社会关怀”，从而出现了“技术型知识分子”与“人文学者”的泾渭划分。“技术主义态度”、“价值中立”在研究课题时可以，但关怀社会时必须破除。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人文学者凭什么来“关怀现实”呢，他的非“中立”的价值标准从何而来？“只愿回答过去，是学者，但不是人文学者。只有始终回答今天的学者，才称得上是人文学者。”今天是过去的延伸，不回答过去，又如何回答今天。哲学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对过去的回答恰恰正是对今天的回答。其实，人文精神在当代的丧失，并不是因为学科的技术性压倒了“人文”性(实践性)，或许正相反。事实上，抽空了技术性，脱离了人文学科领域自身的边界，人文性还会剩下什么？ 仅仅强调人文精神中的终极关怀是不够的。诚然，终极关怀是人文激情的重要源泉，但是激情并不能代替学科自身。否则，就成了宗教，而不是科学！ “技术性”成分是人文科学的基石，也是人文精神的根。因为它关涉的是我们共同生存于其中的历史与传统，这一既成的事实，植根于此的人文精神才能有效地摒开个体原则对普遍原则的遮蔽。而人文学者的本质也在于他是“学者”，有其特定的专业研究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技术”与“非技术”的差别，而只有做得好和做得坏的差别。如果撇开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甲骨文研究，古史研究等学术建树，我们还会再到这里谈静安先生吗？我们现在可以很轻易地批评王国维先生的晚年政治取向其自沉也是学术界感兴趣的热点，但是我们是否达到了静安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历史那种刻骨铭心的理解与感悟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有资格评判静安先生的人生抉择。其实，保皇也好，自杀也好，都属于王国维先生的个人行为，如果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对学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学者所为，谁还会关心这些事呢？保皇的又不止他一个，自杀的人更是无以计数。正是因为发生在王国维先生身上，我们就极易于把个人的现实行为与其学术研究混为一谈，或者甚至于用前者来作为标尺衡量后者。 这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对现实关怀的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