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推动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从汶川地震看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内在关联VIP专享

危机传播推动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从汶川地震看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 汶川地震 危机事件 媒介创新 内在关联 [摘要]：与戴洋和凯兹所讲的媒介事件类似，汶川地震是一种“危机型”的媒介事件。它不仅通过媒介动员受众并使之参加其中、分享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危机事件”为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介逻辑的演变提供某种契机。在危机事件的“扰动”下，媒体的行为逻辑会产生一定的“变异”，能够打破既有的制度框架和既定的角色功能。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创新”能否固化成为一种“常规路径”，取决于政府及媒体自身偏好的转变。媒体在转变政府偏好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训政”功能应该强化。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考察“危机事件”与“媒介逻辑”演变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转型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５．１２地震发生在中国的四川。但借助于媒体，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事件。不仅中国政府和公众，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这一“事件”。这一事件完全符合戴洋和凯兹所讲的“媒介事件”的特征。它通过电视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散人群间的“社会凝聚力”。“几乎我们所认为具有共同性和同志间的忠诚性的每件事情，都是起源于原子化的，有时甚至是四分五裂的社会。”[1]。汶川地震也是如此，它既将分散的“我们”凝聚在了一起，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危机型“媒介事件”的典型样本。通过分析这个样本，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危机事件与媒介逻辑之间关联的理解。 一、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反应与媒体反应 五一二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媒体反应迅速。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发生５小时后就飞抵灾区，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小时，就开始直播。这次地震发生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后，也是发生在缅甸的飓风之后，中国政府及媒体的及时处理与反应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扬与认可。 从纵向上看，汶川地震中政府及媒体的反应与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形成鲜亮对比。从横向上看，汶川地震与缅甸救灾形成鲜亮对比，这种对比更加突显了中国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果断与得力。外国媒体从对“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事件”对中国的批判一下子来了一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赞誉有加。德国《世界报》评论：每个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的透明。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