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 27幕的古代大型佛教剧本
迄今共发现约 7个抄本：其中 6 个抄本是以 A·V·勒柯克为首的德国考古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吐鲁番木头沟和胜金口等地发现的残叶，分藏于梅因茨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通常称之为“吐鲁番本”；第 7 个抄本是 1959 年 4月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脱米尔提大队的农民于一古建筑遗址发现的，较为完整，总有 293 叶，是国内收藏的篇幅最大的回鹘文写本，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通常称之为“哈密本”
此外，还发现有两个焉耆语写本：一为德国考古队于焉耆舒尔楚克获得，现存德国；另一个于 1965年出土于焉耆锡克锡千佛洞，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59 年和 1961 年，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教授分别影印、刊布了分藏两处的“吐鲁番本”
她在讨论了这些残叶后称：“《弥勒会见记》可以说是回鹘戏剧艺术的雏型
”我国许多学者也赞同葛氏的观点
由于《会见记》被确定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1]，进而引起了戏剧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会见记》成书年代的看法，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约略有“8～9 世纪之间说”、“抄于 9 世纪，翻译年代更早说”、“10 世纪说”、“10～11 世纪之间说”、“8 世纪中期说”、“10 世纪左右说”、“9～11 世纪之间说”、“767 年说”等 8 种观点
此外，还有学者称：“似可将其看成或肯定为公元初的戏剧艺术史上的重要代表作
”由于诸说多是根据语言和书法特点所做的推测，都没能列出可信的断代依据，而未能获得学术界的共识
可以说，《会见记》的译写年代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笔者认为，必须将探讨《会见记》的译写年代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而要明确其社会背景，则首先应正确认识高昌居民的构成特点、高昌地区的文化特点以及突厥语族群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