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何言宏一个尚待深入的沉重话题当我们在世纪之交的苍茫时分回首百年并为“过去的时代”“送别”之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诞生与成长自然是令人欣慰的，因为正是它意味着中国“知识人”已经完成了由古典的“士大夫”形态向“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转换，但这丝毫不能增添我们“送别”的“喜庆”色彩。“送别”注定是沉重而悲凉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承受了太多诞生的阵痛与蝉蜕的艰难，另一方面，“王权”的余威所滥施的伤戮更使他们的苦难无以复加，而后者无疑是我们时代最为深巨的内在隐痛，也给知识者留下了过多的“内伤”，对于它的触摸与揭示虽然在很多时候仍属“禁忌”，也往往为知识者自身所“不忍”，但是，如果我们的“送别”回避了对于伤痛的正视，那它就不光是一种“矫情”和“做秀”，更是一种自欺，一种虚妄。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1“胡风集团案”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既往，然而，“过去的时代是过去了，但它还会留下可供参考的教训和可供吸收的感情经验”2，对于“经验”和“教训”的吸取，显然是胡风所曾采取的“送别方式”，在这里，我正是想通过对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揭示来完成这样的“送别”。行文至此，我忽然惊觉到自己的“送别”实际上也是远难“完成”的，它固然不是一种“矫情”的“自欺”与“做秀”，但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虚妄”，因为我无疑又一次面临了“送别”者的尴尬。如果说，我们揭示胡风政治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对其牢狱及晚年写作的“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话，那么，我们的尴尬和困难便在于这些文本的严重“匮乏”。就胡风的牢狱写作而言，我们一方面无法获得他在牢狱中所写的大量“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等非文学性文本，另一方面，他在狱中所“默吟”的数千首3牢狱诗歌大部分也都消泯于他的记忆之中了。据胡风回忆，他的牢狱诗歌“明确举得出的有一、〈〈求真歌〉〉――古风长短句十四章，二、〈〈怀春曲〉〉――二百二十余篇，共约三千来首。······”4，即使是这些“明确举得出”的牢狱诗歌，我们也都难得其详，它们要么因为胡风在去世之前未及抄出，要么是由于其它原因难得“面世”，反正目前出版的胡风“全集”所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胡风的晚年写作，梅志说他从年1979初恢复自由“一直到1985年逝世时止，他共创作及修改旧作40余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写呈给党中央的）”5，这里自然没有包括其晚年的书信和日记，对于后者及“其中一部分”的阅读，我们显然要有待来日。“文本”的“匮乏”自然局限了我们探究的深入与全面，从而也注定了我们“送别”的无法“完成”和难以“彻底”，实际上，我们的尴尬还远不止此，在胡风的悲剧生涯中，牢狱生活中的“囚犯”以及在牢狱后期形成并且一直延续至“新时期”的“恐怖症患者”是其两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因此，当年的“案件卷宗”以及“病历材料”也许更能从一些侧面揭示他的文化心态，而完成这此工作，显然也是我们所难以胜力的。在以上一些意义上，胡风研究，确实是一个“尚未结束的话题”6，就目前而言，它还是个无法结束的话题。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是“幸运”的，胡风毕竟又有其牢狱写作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狱中诗章”4000余行得以公开出版，其“默吟”方式以及贯穿24年牢狱生涯的巨大时空跨度、基本一致的艺术风格和心态显示与被迫的“交代”、“汇报”和“表态”相比，无疑更加真实地代表了胡风牢狱时期的思想情感，正如胡风在其晚年最为重要的文章〈〈〈胡风评论集〉后记〉〉中所指出的：“我在追求过程中的艰难的内心经验，是贯注在诗的形式里面的。······在与世隔绝的二十多年中间，由于环境的限制，创造了传统格律诗的变体，用它记录了在我的感情里反复出现的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希望，战斗者们的坚强性格和情操经验。”7，对其牢狱诗歌的散失和被搜缴，胡风认为是“等于失去了我精神中极宝贵的东西”8，他的牢狱诗歌，不仅是其度过囚牢生涯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更是其晚年的一个重要牵挂，这在梅志、绿原、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