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制度辨证政事堂制度辨证王超唐代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六部体制，中书主出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奉行（注：见《困学纪闻》卷一三《三省递重之由》注引王鏊《震泽长语》上。），这是人所熟知的。但是，作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却很少为人所知，至今并没有被完全正确地认识。究其根源，早在唐代曾经做过宰相，又是研究唐制的专家杜佑，对于当时国家机构之紊乱，即已感到“繁而难理”（注：《旧唐书·杜佑传》。）了。后世学者，既震于杜氏《通典》之权威，复限于《六典》、《两志》（注：《通典·职官典》、《大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与《新唐书·百官志》详载唐一代国家机构的组织，唯独于政事堂制度的记载极为简略。）所载政事堂制度之简略，于是延误千载，含糊不确之论，时有所见。一九七九年版新《辞海》“政事堂”条，是这样解释的：“政事堂唐宋时宰相的总办公处。唐初始有此名，设在门下省，后迁到中书省。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改称中书门下，因宰相名义上即为中书门下省长官之故，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注：见新《辞海》缩印本，一九七九年版一四六六页《政事堂》条。）这是把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政事堂，仅仅看作是“宰相的总办公处”，把国家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宰相开会办公的场所，其谬误亦大矣。《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载有《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是多年来专论政事堂制度所仅见的一篇文字，读后颇有启发。但《初探》一文，对于政事堂制度一些根本问题，如：政事堂创始的时间，政事堂制度的形成，这个制度的基本内容，即政事堂的职权、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会议主持者、权力凭证，政事堂的性质，政事堂制度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等等，也还没有探索清楚。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撰文考辨，以就教于方家通人。一关于政事堂创始的的时间，历来说法纷纭，莫衷一是。具第1页共15页有代表性的记载有两种：一是唐代人李华写的《中书政事堂记》，认为政事堂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二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含含糊糊地说是“其后又置政事堂”，推其事当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注：《文献通考》卷五○《职官考》四《门下省》。）。笔者于一九八○年曾撰文《三省制度考略》（注：王超《三省制度考略》，载《学术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那时我对政事堂创始的时间，同意《文献通考》的看法，认为是在贞观年间。根据就是《通考》的一段记载：“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注：《文献通考》卷五○《职官考》四。）查《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唐纪》（注：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贞观元年》。），这是唐太宗贞观元年的事。近两年来，笔者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政事堂创始的时间，应该向前推，至少要推到唐高祖武德年间。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李华《中书政事堂记》云：“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玄龄起复授左仆射，魏征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注：《全唐文》卷三一六，清光绪辛丑年广雅书局刊本第六四册。）这段记述，点明了三个事实：（一）“自武德以来”已有政事堂。“自武德以来”，当然是指“自武德年间”以来，而不能理解为割去“武德年间”的“武德以后”（注：姚澄宇《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见《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这是显而易见的。（二）自武德以来，宰相已“常于门下省议事”。既是已“常于”，就可以肯定不是什么新制度；既不是新制度，当然就不会是“武德以后”才有政事堂。（三）自北朝以来，门下省地位特重，“诏旨之行，一由门下”（注：《魏书》卷二一上《高阳王雍传》。另见《初学记》卷一二《侍中》第一。）。因有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的惯例，“故长孙无忌”，就是说，“所以”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三大臣“皆知门下省事”。这里是无论如何得不出因第2页共15页为三大臣“皆知门下省事”，才有政事堂的结论来的（注。姚澄宇《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