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态度——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辨析基础陈文海2013-1-1516:01:09来源：《历史研究》(京)2012年1期内容摘要：特兰特会议是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会为应对新教挑战而召开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教会议。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于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兰特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实际上，如果对此次会议的文件进行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会议(特别是会议的第三阶段)颁布的教规教令中，隐含着很多涉及教宗制度的表述，其中既有维护性条文，亦有制约性规定。特兰特会议之后，天主教世界之所以不再提及那些制约性规定，主要原因在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关键词：特兰特会议；教宗制度；教宗权威；天主教；教会史作者简介：陈文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在近代天主教会历史上，在亚平宁半岛小城特兰特(Trent)召开的、断断续续长达18年的“特兰特会议”[1](1545—1563)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会议制定的教规教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天主教会的面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内部的统一格局得到明显加强，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大分裂局面。[2]同时，由于时世变迁以及教会本身的战略定位等因素，会后的天主教会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具有精英化色彩的“角色困境”。[3]特兰特会议是近现代天主教会史的研究始发点之一，只有深入了解此次会议，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近现代天主教会的变迁。[4]从基本层面来说，特兰特会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教义和制度两个方面应对新教的质疑与挑战，以重建天主教会的权威地位。[5]就制度层面而言，教宗制度、教宗特权是新教猛烈抨击的核心内容之一，[6]因此，就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理应成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在会议期间，与会者曾围绕教宗特权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关于其是非曲直和细节，自17世纪初意大利学者保罗·萨皮(PaoloSarpi)发表《特兰特会议史》以来，各种著作均有或详或略的描述。[7]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按照西方学者的通常说法，特兰特会议在教宗制度问题上最终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在教宗制度改革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英国教会史专家杰兰德指出，与会者就教宗制度问题曾发生不计其数的争执，但最终都没有落实到文字层面。[8]英国学者戴维森认为，“特兰特会议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对位于罗马的教宗自己的统治机器进行改革”。[9]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教授阿尔贝里格认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出，在特兰特会议所颁一切教令中，你几乎看不到有哪个地方提到过教宗及其权力问题”。[10]美国著名教会史学者约翰·奥玛莱甚至认为，这次会议“在教宗权力问题上连一份教令也没有制定，毫无疑问，这是特兰特会议最具讽刺意味的特征之一”。[11]对于上述观点，有必要进行分析。从形式上看，与15、16世纪其他几次“圣公会议”不同，[12]在特兰特会议颁布的教规教令中，的确没有任何一份文献全面论述教宗或教宗制度，更没有用来阐述教宗权威与圣公会议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参加者的成员构成可以看出，不乏教宗权威至上论的反对者。这意味着特兰特会议不可能真正彻底地回避教宗权威或教宗制度问题，会议制定的教规教令也难以完全不涉及与教宗相关的各种问题。如果把散见在这些教规教令中与教宗权威问题相关的“隐藏”信息清理出来，并加以归类分析，即可看出，在教宗权威和教宗制度问题上，特兰特会议并非通常所说的那样“毫无作为”。当然，在这一问题上，特兰特会议显示出颇为复杂的矛盾特征，对于教宗权威问题，它既有很多显性的维护，也有不少隐性的制约。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兰特会议的教规教令在教宗权威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其具体表现是什么？最终结果如何？原因又是什么？就笔者所能查阅到的相关论著来看，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目前尚无系统梳理；而且，国内乃至西方学术界尚无利用相关文献材料对特兰特会议与教宗权威之间的关系进行定向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因此，笔者试图利用《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13]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上述问题做一分析，以期准确理解特兰特会议以及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