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地的桑葚又是一年麦梢黄。随父亲一起去田里收麦，路过一家农户门前，我看到一棵浓郁的桑树，粗大的树身，苍劲的枝条，似乎在讲述它曾经的风风雨雨。树下，遍地的桑葚，紫红的，鲜红的，也有数粒青绿的，密密麻麻，布满了树的四周，有一种让我眩晕的感觉。中午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毫无倦意，我还在想那一地的桑葚……我四十不到，不能算是伴着共和国成长的人，没有经历过多少苦日子，可乍见这一地的桑葚，还是觉着有点剌眼。今年由于去冬干旱，麦子发苗少，收成不好。我家的麦田由于播种及时、稠密，也只是减了两成的收入，与大多数邻里相比，也算是“丰收”了，母亲显得很高兴。吃饭的时候，端着碗里的鸡蛋面条，母亲禁不住又提起了那个不知说了多少次的话题：“要是过去能有这么多麦吃就好了……你的胃病就是小时候饿出来的，等到利剑（我的弟弟，小我8岁）的时候就有粮食吃了……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的混乱和家里的困窘，我少有记忆。只是听母亲说起，那时因为家里缺吃，没有奶水，是外婆和奶奶用小米汤将我喂大的。小时候，因为胆子小，不敢一个人在家里睡觉，常深更半夜地伴着母亲在生产队里的一间磨房里记工分，也还记得人们常为少记了一分两分的工分而吵个不休。记忆里有一年，红著的收成不错，大人们说，几乎要比往年多了一倍，人家都很兴奋。全队里的人忙到天黑才将红著收拢来，好大的一堆红著，堆在准备存放红著的土窖前。队长说，今年收成好，就少储存一些，给大家分一部分带回家做口粮。月亮升到中天的时候终于忙完了一切，父亲、母亲挑着两筐红著，带着我，怀着满心的喜悦回家去了。那一年，人们将队里的犁耙绳索，都均分好，一份一份的（其实也是少的可怜，还有许多根本就不能用），摆放在村里的空地上。从那时起，包产到户了。幼时，记忆里最多的是饥饿，常常是还没到吃饭的时候，就早已饥肠辘辘。那时，奶奶家里的梁上挂着一个馍篮子，有几个为数不多的馍，是给在田里做工的大人吃的，用什么面做的，我已经记不起了。我有时实在饿得忍不住了，就到奶奶屋里去。奶奶心疼我，就时常叹着气，掰下半块馍给我吃。农忙季节，由于当时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该吃饭的时候，正是父亲开始下田里干活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还不见父亲母亲从地里回来。我就坐在门前的石凳子上哭叫着“爸爸”“妈妈”，睡倒在石凳上。等到母亲做熟饭时，已是半夜，困乏的我再也不肯起床起吃饭了，可能在那时起，我的胃病就做下了病根。等到上学的时候，我自己知道家里苦，学习上很争气。有时回到家里，看到家人还在地里忙碌，常常会在家里找到半个馍或是半块红著就又去上学了。在幼时的记忆里，不记得有什么像样的玩具。倒是常常小心翼翼地攀着树枝到人家丈把高的窑洞边上去摘枣吃，惹得那家人大呼小叫地赶我们四处逃散。如果碰巧能找到一颗桑葚树，吃几粒酸酸甜甜的桑葚，那就是美食了，我们会高兴的念阿弥陀佛的。转眼间，30多年后，人是物非，过去已是尘封的遥远记忆。现在是免交农业税、政府补贴买家电的时代了，吃肉对于我的儿子已不是稀罕的了，美味小吃、各色饮料遍地都是。对这一地的桑葚，自然是不屑一顾了，也难怪现在的初中生读不懂鲁迅童年“紫红的桑葚”。这些东西已是城市超市里的“高档”食品了。前些天，父母亲从山西舅父家带回几株栽种在庭院里的桑葚，只有野地里草叶那样大，却能每株结出十几粒桑葚，虽不如野味的那样纯正，但个大、鲜嫩、色正，挺招人喜爱。是啊，吃得饱，吃得好，甚至在自家院里就能毫不费力地吃到桑葚，谁还会费力去爬那高大的桑葚树呢？只是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地的桑葚，几多苦涩，几多喜悦……我想，来年此时，应该带孩子去看那一地的桑葚，给他讲这桑葚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