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之我见——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内容摘要：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了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部《史记》，不仅成就了司马迁，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于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发愤著书”说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本文在肯定“发愤著书”说其深远历史作用的前提下，试从司马迁个人因素和古代社会条件方面分析“发愤著书”说的成立条件，从而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任何理论都有它成立的条件和适用的范围。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个人因素时代条件文学创作动力“发愤”一词首见于《论语•述而》：“《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把“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文学确立下来，视为历代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并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人物是《史记》的撰写者，西汉司马迁。司马迁总结历史上许多伟人逆境著书的事迹，提出“发愤著书”说：见于《报任少卿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这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发愤著书”说实际上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对其人生价值的思考。从司马迁个人因素方面看，“发愤著书”说有它的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深入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著述《史记》，“发愤著书”只是要因之一。如前所述，司马迁著述《史记》：一是为继承父志，传承家学，其父亲生前的工作己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当时汉王朝的繁盛、家庭状况的许可，加上它自己的爱好，能够使得它周历天下，广其见闻，开阔胸襟；再次，司马迁胸有远大理想，有继圣贤，成绝学，流芳后世的雄心；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幸成为一名史官，利用这一切有力条件，不负父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其惨遭宫刑，是在撰写《史记》已有一定规模之后，其含耻忍垢，发愤著书，最终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从历史人物身上看到，尽管他们本人遭受不幸、苦难和侮辱，但却无损于他们作品的价值。司马迁由此为他继续创作《史记》找到了价值依据。所以，平心而论，司马迁发愤著书，对于《史记》的最终完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全部《史记》的撰写而言，只是要素之一。也就是说，司马迁之完成《史记》,“发愤著书”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司马迁著述《史记》,有种种先决条件，“发愤著书”仅是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发愤著书”说有它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对于人类社会，我们不能说这是必然的发展规律。从社会条件方面看，“发愤著书”说也有它的适用范围，有它适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其一，古代文人立德立功失意后转求立言，从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创作《史记》,其实是包括了主观愿望和客观遭遇两个方面。所以，《史记》的“发愤著书”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司马迁个人遭际的怨愤基础上，他痛定思痛之后，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二是司马迁希望有所作为，而发奋著书的信念：即希望通过著书留名这种自我振作、自我奋斗的方式,让后人于其著述中了解自己的价值。回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对古代文论的影响：“蚌病成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钟嵘《诗品》中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之一）；“不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王安石《李书李文公集后》；“不愤则不作”（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