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有感先让我们看看作者托克维尔此人，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也正是这样的复杂经历让托克维尔对政治的理解与探究能够力透纸背。《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书共有上下两卷，第一卷写于1835年，彼时的托克维尔尚未踏入政治界，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在为踏入政治界做充足的准备。虔信“没有人能成为政治家，除非他首先是一个史家或旅行家（哈林顿语）”的托克维尔，在结束了对爱尔兰和英国的考察之后，选择了美国作为自己下一个考察的对象，历时达九个多月。托氏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考察对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美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在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在上卷中，作者主要对美国地理状况、社会状态、政治制度进行了个人色彩颇浓的介绍，其中不乏对于美利坚大地上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大加赞赏。《民主》一书的第二卷则完成于1840年，距离第一卷的出版已经有了整整五年。在这卷里，托克维尔显然没有了五年前那种对民主的极度推崇和“吹捧”激情，换言之，他开始意识到民主、平等都有其不可遮掩的劣根性，必须要施之以必要的措施加以防范。所以，托克维尔在第二卷中着重以美国为背景，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解剖，分析民主对美国各个阶层、领域的广泛影响。同时，托氏对平等的解构也显得颇为独特，特别把平等状态易形成专制的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在托克维尔眼中，美国既是一个民主社会，又是一个司法触角无处不及的社会，甚至这里第1页共19页“出现的所有政治问题都或迟或早地将作为司法问题来解决”。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司法权是一种最为中立的权威，而平等的身份和观念无疑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这不仅因为两造仲裁的司法活动几乎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因“人心不一”而产生纠纷的最自发的手段，而且平等还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其他人的身份特权，不论是总统还是普通公民都应当面对面、平等地接受权威第三人的裁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基督教末日审判和救赎学说同样宣扬了平等的信念。在但丁（1265-1321）的《炼狱》中，教皇皇帝与农奴土匪们在一起受难，区别他们命运的唯一原则是依据个人罪过所给与的不同的惩罚[2]。欧洲过去的几百年间，贵族、僧侣、国王之间的斗争为平等的渗透打开了渠道，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民主才第一次较为彻底地实现了平等这一久远的理想。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美国将平等推向了“极限”。人们拒绝隶属与服从，“他们只臣服于上帝”。对平等的追求，甚至是敢把皇帝拉下水的“变态爱好”，使团结变成了一件不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自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地位。而司法权恰恰最依赖于公民个人的努力，因为它必须等待当事人把案件提交到它的面前才能实施；另一方面，在各种公共权力中，似乎也唯有法院能够满足这份平等的自负，因为只有司法权的启动装置掌握在个体手中，当事人一经提起诉讼，法院就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对其主张进行回复。平等让人们更为关心自己的利益，当认为遭受损害时，法院便成为他们要求纠正“不公”的最直接途径，即便有不利于其诉求的现行法律政策，也无法压制追求平等所激发的主动性，因为虽然他们尊重权威，但却从不心怀敬畏。这似乎才是美国法官拥有其他国家法官无法比拟的政治权力的社会根源。托克维克在比较美国法院和巴黎最高法院时指出，“当巴黎的最高法院驳回政府的法案或拒绝为政府的法令备案时，或当它本身传讯一个被控渎职的官员时，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司法权在发生政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