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与生命权关系之嬗变VIP免费

财产权与生命权关系之嬗变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传统上认为人所应享有的三大自然权利。这种学说首先来自于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洛克的论述，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之下，人皆受自然法之支配，所以均享有完全的自由以及毫不受限制地享有各种之权利。所谓享有完全的自由，即意味着人皆得本其自己之意志以作种种之活动，与处分其自己之财产，而丝毫不必顾及他人之意思。所谓毫不受限制地享有各种之权利，即意味着人皆享有生命、自由与财产之权利，而丝毫不受他人之侵犯。[1]洛克虽然指出了生命、自由与财产三项权利，但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是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布莱克斯通指出，人之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有三，第一是为生命，第二是为个人自由，第三则为财产。自然权利只是一种道德层面的权利，具有应然性，而从自然权利到法律权利，即成为一种受法律所保障的、实然的权利，则必须首先得到法律的确认。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1791年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至此，我们不禁要问，生命、自由和财产放在一起，到底是一种偶然的安排，还是这三种权利之间有某种联系?近代人权保障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3]因此，何种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重点保护都是以其对个人的重要性为出发点的。而作为个人来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首先是一个生物的存在，亦即作为一个生物上的生命体。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生命，如果没有权利占有和支配劳动的成果，也就失去了维持生命的正当手段。[4]“当你千真万确地夺去了我赖以谋生的手段时，你不是在夺去我的生命吗?”[5]因此，可以说，财产权是生命权的物质基础。现代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为生命权与财产权之间的紧密关系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论据。他们发现，人类在很小的时候具有很强的占有欲，18个月大的婴儿在没有特殊的玩具、毯子或其他熟悉的物品相陪伴时难以入睡，并且这样大的孩子很明显地意识到这些东西是属于他们的，在孩子长到两岁时，他“占有一切能够被他得到的东西”，并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所有权意识，特别是对玩具”。“这是我的”是孩子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也许有人说，这是在高度重视物质财富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的特殊表现，但是，马尔福德·施皮罗在其对基布兹所作的先驱性研究中发现，生活在基布兹的儿童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孩子一样，有着相同的占有行为和对财富的羡慕之情。[6]如果说生命权是一种具有生物意义上的权利的话，那么，自由权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或者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7]传统上一般认为，自由权包括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三大部分。总的来说，自由权的意思是指人可以自由从事它所愿意从事的活动，在这种活动没有妨害其他人或集体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即包括身体上的自由运动，不受羁束，也包括精神上的自由思想，不受限制。经济自由的含义则是人们可以自由从事可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活动。[8]与生命权相比，自由权与财产权的关系并不如前者直接。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权逐渐成为人们行使自由权的条件。也就是说，财产既可以帮助人们来扩大自己自由活动、思想的范围和领域，也可能构成了人们自由活动、思想的界限。约翰·亚当斯就曾断言，财产必须受到保护，不然，自由就没有存在的可能。[9]比如，驾驶汽车扩大了人们自由活动的范围，但同时，人们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活动不能随意侵入或损害他人的财产。由此可见，生命权构成人作为生物体存在的基础，自由权构成人作为独立的人格体存在的基础，而财产权则构成生命权、自由权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所以，启蒙思想家将这三个权利并列起来，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不是没有道理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构成了一个逻辑自足的权利体系，而这些权利对于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