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產業資本形成之國際化：全球化與在地化之制度鑲嵌陳介玄台灣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一、前言本文嘗試討論台灣產業結構轉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那就是資本結構的轉變。從台灣製造產業結構的轉型來考察，大致有二個重要的變化，值得我們重視：其一是，台灣製造產業的出口主角，從中小企業漸漸轉到大企業；其二，製造產業的主力，由傳統產業轉移到高科技產。在這兩個結構變動中，對於台灣社會帶來的重要影響，乃在於製造產業資本形成模式的改變。這個改變，深刻影響了金融與製造產業的關係，也逐漸促使台灣社會結構轉型。立基於過去所進行的經驗研究，本文想進一步探討，產業結構之變遷，如何影響台灣社會的國際化發展。產業發展於社會脈絡之中，產業的轉型與社會的轉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過去對於英國公債的研究，已看出了十八到十九世紀的英國，因應其資本市場的發展，社會也出現了新的社會關係。新社會關係的形成，意味著社會再結構的到來（陳介玄，2004a，2004b）。台灣一九九一年之後，外資逐漸進入資本市場。這個發展過程，到底僅止於產業和資本市場關係的變化，或是會擴大到影響整個社會，是我們關懷的核心議題。本文無法全面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就：外資進入台灣資本市場，如何使得台灣進行在地與全球制度之鑲嵌成為可能？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為了經驗分析的便利性，本文先從相關的文獻進行簡單的回顧，以便導引出我們核心的理論架構，以利於台灣的個案研究。二、理論觀點之提出：制度比較優勢與制度鑲嵌經濟社會學的發展，除了對於新制度經濟學之廠商組織，重新賦予新的研究觀點之外（DiMaggio,2001;Powell,2001;Stark,2001;Westney,2001;Kraakman,2001;Bryce&Singh,2001），對於制度的重視，幾乎已蔚為主流（Nee&Ingramed,1998;Granovetter,2002;DiMaggio,2002;Fligstein,2002;Zelizer,2002）。對本文的研究而言，制度的探討是核心的課題。Young在其研究指出，制度的演進乃立基於個人對於可調適環境的選擇（Young,2001）。這個觀點對我們探討台灣產業資本形成，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制度鑲嵌觀點之提出，有相當大的幫助。從我們的探討問題來看，國家制度的發展取決於國際環境所提供的選擇空間。國家必須在國內制度環境與國外制度環境之間，找到有力的結合點，使得內外制度間的資源可以移轉，這就牽涉到另一個經濟社會學重要的發展：鑲嵌理論的建構。從Granovetter一九八五年的經典文獻發表以來（Granovetter,1985），鑲嵌幾乎已變成經濟社會學的代名詞。以台灣及東亞經濟發展之研究為基礎，對於鑲嵌理論的發展與實際運用，Uzzi和Tzeng在其合編的Embeddedness&CorporateChangeinaGlobalEconomy一書之序言：EmbeddednessPerspectiveontheChangeofInstitutions,InterfirmNetworks,andLaborMarkets（Uzzi&Tzeng，2000）已有相當翔實的介紹。鑲嵌理論經由Zukin和DiMaggio等人的深化研究（Zukin&DiMaggio，1990）可說逐漸沉澱出具有理論性解釋力的概念架構。而Zukin和DiMaggio所提出的政治、結構、文化及認知四種鑲嵌類型，進一步擴展了我們對於社會部門關係的研究視野。我們認為，鑲嵌概念最值得發展的研究場域，乃在於各國之間的制度互動。在全球範疇內的制度互動，形成了鑲嵌這個概念發展的潛力。本文透過台灣產業資本形成之國際化，以及因應這個策略而設計的「合格專業投資機構」制度(QFII)，即是想要探討，存在於全球與在地的制度鑲嵌問題。在全球資本與在地企業這兩端的互動，牽涉到一九八零之後公司控制權的變遷問題（涂一卿，2004）。在這個主題上，Useem對於美國因機構投資人的興起，使得股東權力壯大，引起在公司控制權上對於專業經理人的威脅，已有相當深入的討論(Useem，1993)。而Dore於二千年出版的專書StockMarketCapitalism:WelfareCapitalism,JapanandGermanyversustheAnglo-Saxons，對於日本、德國和英美的資本體系和股東結構作了深入的比較（Dore，2000），提供了不同於Useem的觀點，使我們對於外資進入台灣之後，於公司經營及治理各方面所產生的影響，有更深入的判斷能力。而在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capitalism)興起的脈絡，我們更能理解，隨著外資對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