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李敖中国知识份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股特别之气，常常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这一现象，有著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份子的前身相当於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而重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做浅盏低唱」。至於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造成中国知识份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後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处境，一直以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ˊ成则为王知识份子+威权者＝ˋ败则为寇不论为王为寇，知识份子最後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麼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麼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份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探讨中国知识份子陷入这一病态的原因，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的事，尝试所得原因可有五点：一拙於谋生早期知识份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动，五榖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於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於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份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份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份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份子最後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馀地都没有了。於是，一切什麼「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二急於用世上面的谋生问题，有的知识份子幸能解决，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怀才不遇」、「不甘寂寞」的问题。当年孔老夫子早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份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份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於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份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身，不辱其志」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份子？三昧於尽忠中国知识份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於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份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昧「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之後，历朝各代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