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鲜明的爱国者，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本文为转载但我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说起晚清重臣李鸿章，人们总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从呈现在历史表面的文字，以及浮游于世俗风尘中的言辞来看，李鸿章似乎真的就这样被钉在中国的耻辱柱上了。他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其中不平等条约有：1895年4月的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十多个。外交的失败，让他背起了“卖国贼”的骂名。他镇压了太平军，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这些又让他背起了“千古罪人”的骂名。但是，当我的历史视野透过教科书，穿越市俗风尘，我看到的却是一个鲜明的爱国者，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他很悲伤很无奈地站立在历史门口。真的，李鸿章为自己的弱国和戎外交思想付诸实施所作的不懈努力，尽管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但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对于尽可能消弭战争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无疑具有一定的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英，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Hungchang．伦敦1917年版，张启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他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开始被欧人所注视是从中法战争开始的。李鸿章推行伐谋伐交之策，教唆英德以牵制法国。虽没能成功，但法政府因此有所顾忌，增兵筹饷方案，在议院被否决。日本第一次派伊藤博文到天津交涉时，“李鸿章……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李鸿章传》梁启超）”但是，“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梁启超语）。”那拉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国策，影响了清代后半叶外交活动，自然也就左右了李鸿章的外交。据《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载：不等日军发动攻势，那拉氏已通过庆亲王命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商定议”。甲午中日战争打到1894年冬天，中国除求和外，已无更好的办法。正月，清政府就派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讲和。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只得改派李鸿章。在与日本和议之初，李鸿章并非甘愿背上汉奸的耻辱，所以他自天津赴京觐见光绪皇帝时，光绪询问他的议和方针，他慷慨发誓：“割地不可行，议和不成则归耳！”当时陪侍皇帝的翁同和将李鸿章这句话记入他的日记，并有“语甚坚决”的描述。3月19日李鸿章率团至马关，次日开始与日方谈判。至24日共举行三轮谈判，双方辩论都甚激烈。在每次辩论后李鸿章都极为愤闷，他对随员顾问科士达气愤地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抵抗日本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见《科士达回忆录》)这期间李鸿章突遇刺客袭击，子弹打进左颊，一时中外震动。日本天皇急派御医军医前来探望，医生都说应该取出子弹，只需静养几天，就可治好。李鸿章慨然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此后，他不顾枪伤，继续谈判，依旧寸步不让，寸土必争，死守清廷划定的最后底线。他痛心地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当时，他已七十三岁。（《李鸿章传》梁启超）1896年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中国按例派王之春充当头等公使，遭到沙俄抗议：“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清政府只得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公使。李鸿章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得到国外的高度评价。日本媒体评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