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研究员：“落后就要挨打”论已经过时“落后就要挨打”，换言之：“强大便能打人”，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1897年严复译著《天演论》把这种思想介绍到中国，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法则。时值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严复的书在知识分子中激起强烈震动，“亡国灭种”从此成为一个可怕的梦魇，笼罩人们的心头。恰遇德国强租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感到国家灭亡就在眼前了，就不顾一切地赶到京城，接连给皇帝上书要求变法，他的情绪又影响了年轻的光绪皇帝，于是启动了“戊戌变法”。变法中，康有为强调“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恨不得在一天早晨就变法成功，结果变法因操之过急而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逃亡日本，继续寻找救国之道，他把严复曾经介绍过的西方思想学说更加系统地搬运回国，其中特别宣传的，就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梁启超撰写的文章《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他告诉国人：起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的阶段，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想避免“亡国灭种”，就只有用民族主义来反抗民族帝国主义。梁启超的宣传，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思想史上被称为“启蒙”。梁是个颇具眼光的人，他在宣传民族主义的时候，又对人类历史的走向做了预测，说在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之后，世界将走向“万国大同的时代”。梁启超的这种预测，当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在西方民族主义勃兴的同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侵略有理的强权主义，主张和平、民主、人道、法制的思想也在发展。德国哲学家康德著《论永久和平》一书，提出建立法制的公民社会，以全球政府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国际法的出现则使国家关系乃至战争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文明准则的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公理、反对强权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国联的诞生虽未能最终阻止战争，却是人类力图通过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尝试，《国联盟约》否定了国与国之间以武力相威胁，其后《巴黎非战公约》进一步确定侵略战争的非法性，这都是国际法观念的实在进步。中国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没有解决的山东问题，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相对公正的解决也是证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过渡，如今各国历史学家都承认：起源于欧洲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世界完成了非殖民化，人类社会终于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成《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并且加入了联合国，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这意味着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成为了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法律原则。不同于当年国联的无力状态，联合国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较强能力，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要求其成员国必须执行与遵守，联合国维和部队能够有力地制止侵略行为。联合国成立的追究战争罪犯和反人类罪犯个人罪责的国际战犯法庭及国际刑事法庭，以国际司法活动保证国际公约的执行。作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了上述活动，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成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新时代，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法律原则上，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潮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定义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这种经济融合（即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电子、网络和信息技术引领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下，形成了一种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依靠网络和现代电子信息传输手段，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使全球日益变成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