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死亡情结与悲剧意识罗维《船山学刊》2006年第04期摘要：死亡叙事是《史记》的人物传记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本文主要从死亡叙事角度来进一步认识司马迁创作观中的深层悲剧意识，看司马迁如何用文字绽放出绚烂的死亡之花。一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会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人物传记中人物之死的壮烈、惨酷。我们从《史记》中可以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可以说司马迁特有的关于死亡的历史叙事唤起了读者对死亡强烈的审美意识。其实死亡作为人生的终点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甚少极力渲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儒家重生，重现世，而死只是在作为对个体道德修养进行衡量的最高标准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决不会在死亡本身上加以停留和迷恋。道家老庄将死则看得十分豁达，认为只要“安时而处顺”(老子语)，即安于天理常分，顺应自然变化，就远离了死亡的可怖，超越了死亡，故此更不会纠缠于死亡本身。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再来聚焦司马迁《史记》中人物传记的死亡叙事，更会体会到这一风景的独特。司马迁笔下许多历史人物的结局都是生命的毁灭，轰轰烈烈的死亡，多以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浓稠的鲜血谢幕。可以说死亡是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刻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死亡的关注、欣赏以至于迷恋可举出许多惊心动魄的片段。其中最为鲜明的是《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之死：“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我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封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杨武为吴仿侯，封吕胜为涅阳侯。”在秦王大殿之上荆轲与秦王惊心动魄的死亡追逐：“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秦王环柱椹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这样的表达既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美学理念，与道家的清静无为更是相去甚远。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会如此关注乃至迷恋死亡呢？笔者以为，其死亡情结的根源主要还在于作者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二张法在其论著《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讲到：“悲剧意识是当悲剧主体(悲剧主人公)面对人类文化的种种困境时，所具有的自觉自为的主体忧患意识。它对人生的苦痛有自觉自为的体验与超越，敢于直面痛苦，乐于选择痛苦，善于超越痛苦，以获得主体与精神的双重自由和快感”①。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在司马迁创作中的渗透，使他在表现人物时浓墨重彩于他们的死去。关于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学界已有共识和相关的精深研究，本文主要想从人物传记中的死亡叙事角度来进一步认识司马迁创作观中的深层悲剧意识，看司马迁如何用文字绽放出绚烂的死亡之花。（一）在死亡叙事中司马迁着力刻划的历史人物们充满着悲剧英雄的色彩。他们轻生、蔑死，对心中理想的执着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据上文所析，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史学家，这必然影响到《史记》的历史叙事。所谓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②。因之，司马迁在死亡叙事中着力刻划历史人物时令他们具有悲剧英雄的色彩也是他个人悲剧意识的一种艺术化表达。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而言，悲剧的效果是通过恐惧和怜悯之情的激发而达到一种情感的净化③。显然英雄之死是这种悲剧性的高潮体现，以项羽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