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交巡礼（一）：傲慢与偏见一直以来，古代的中国都是关起门来搞发展，鲜少与外界接触，后来有了河西走廊——一条崎岖而坎坷的通商道路，才让长安、洛阳一带出现了许多外国人的脸孔。不过那也只能算民间来往，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即便有，也是我们以东方大国、世界中心的高昂姿态，接受来自边荒的蛮夷的贡物或朝拜，谈不上真正的外交。这种自我良好的状况延续时间很长，一直到清朝初期也未改变，因为清国的傲慢和封闭，不但在外交上没什么建树，还闹出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既是皇权统治的法宝，也是教化番邦的武器。在繁文缛节的各项礼仪中，统治者们颇能找到唯我独尊的感觉，然而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又是那么的怪异和滑稽，甚至还会产生逆反心理。这种相互错置的思维模式，在外交上的碰撞便不那么愉快了。1675年3月，俄国沙皇派尼古拉使团来华，觐见康熙帝时，清国的礼仪官按惯例要求尼古拉行三叩九拜之礼，尼古拉大摇其头，当场拒绝。他的理由很充分：在俄罗斯他只会在上帝面前跪倒双膝，就是对沙皇也只行单膝跪地的吻手礼。你康熙再厉害，最多也只和沙皇平级，怎能与上帝比肩？礼仪官们懵了，如此失礼之事前所未有，也万万不能在他们任上发生，于是大家好话说尽，像哄孩子一般哄了尼古拉半天，有个官员还差点给他跪下。最后尼古拉终于勉强同意，不过也提出了个附加条件，就是清国需安排隆重仪仗接待他。这个自然好说，就是他不争取，这仪仗也草率不了——如此露脸而又弘扬国威的机会怎能轻易错过！觐见那天，尼古拉在亦步亦趋的清朝官员引领下，大摇大摆地步入宫殿。彼时康熙端坐于大殿北侧，面前隔一道帐幕，尼古拉双膝跪倒，斜对着康熙迅速低了下头，还没等康熙“平身”便径自站了起来。对尼古拉的失礼行为，康熙事后毫不犹豫地给了差评，说：“该夷不知礼数，言多狂悖，盖因声教不及之故，不必与其计较。”这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俄使不懂礼数，说话也不着四六；二是分析了俄使不懂礼数、说话不着四六的原因，即“声教不及”，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到家。这种“大人不计小人过”式的检讨，透射的却是骨子里的傲慢。康熙对俄国只做了“声教未及”的自我检讨，却没来及教他们怎么做，他的儿子雍正即位后，便想方设法要将这项工作落到实处。俄国新沙皇安娜·伊凡诺芙娜登基后，雍正于1738年派前礼部侍郎托时、热和副都统宰三前去恭贺。使团出发前雍正再三训令，说以前俄使到中国傲慢而无礼，咱们不能那样，见沙皇如同见朕，要三叩九拜，让这些不知礼仪的野蛮之人学习学习大清国的礼数和威严。彼得堡觐见时，托时亲自奉上国书，并率使团成员一起行三叩九拜之礼，让女皇和俄臣着实惊讶了一番。俄外交委员巴什罗夫宣读雍正国书时，托时等人仍跪地不起，女皇打断巴什罗夫，示意托时等人站起来，托时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这是大清的礼节，请女皇不要勉强。如此，托时等人直到巴什罗夫宣读完毕，才在“吾皇万岁”声中轰然起身，又引来女皇和俄臣一阵阵惊异。觐见完毕，女皇让使团回宾馆休息，托时等人又统统跪下，行大礼表示感谢，然后才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小心离去。乾隆朝时，英国王室准备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于1793年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常驻使团来华，在热河行宫觐见了乾隆。大清关起门来过日子，是决然瞧不起这个番邦岛国的，使团刚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崭新的彩旗，上书“英吉利贡使”几个大字。对于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这些改动令英使很是不快。觐见时，马戛尔尼在大英帝国是“大海的统治者”、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的信念指引下，坚决不肯行跪拜礼，所幸乾隆像他爷爷康熙一样大度，并未在此事上深究。觐见后，乾隆命福康安陪英使团参观行宫，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一个八音盒表现出浓厚兴趣，以为其从未见过，便傲慢地问道：“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马戛尔尼淡然一笑，说：“这就是我们大英帝国的产品。”福康安的尴尬，源于大国封闭的思维模式，总以为别人不如自己。这种思维不光奴才有，皇帝更甚，看看当时乾隆写给英使的诏书就一目了然了：“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