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名士群体形成的原因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激流，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混乱的纷争，社会的激变，留给后人无数的感慨和凝思。然而，这段历史也留下了独具魅力的光泽，折射出一段绚丽的光彩：文学上的建安风骨，山水田园诗；艺术上的石窟，书法，山水画。再加上佛道二教的初创，使这段历史繁杂而又生动，常被后人乐道。尤其是魏晋的名士风气，更是一段历史的绝笔，回响于后世。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此名士，大约相当于隐士。故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唐孔颖达疏次句亦云：“谓王者勉劝次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子们对君王和国家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干禄求进，不再隐居不仕，丛而使名士之含义由隐士逐渐向有名气的人转化。魏晋时代的名士指的主要是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文人学士。这一批人虽然与当劝者格格不入，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的时代精神。这些名士们旷达不群，傲然独得，高度任性。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纵情任性，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话言行风范。整个时代都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奇丽空气。魏晋的名士们演绎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现象。不过深究根源，就会发现事实远非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么光鲜。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遥远的绝响》中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名士们为了所谓的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付出了深重的代价。叔本华曾经说过：“世界旁观之则美，身处之则苦。”次话用在魏晋的这些名士们身上再恰当不过。后世所看到的这些风貌特异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形成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本篇就试着简要地探求一下魏晋名士形成的原因。首先，东汉以来的不断发展的田庄经济和豪强大族是魏晋名士阶层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刘秀本身就是豪强地主，他所创建的东汉王朝，也是在南阳，河北等地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虽然刘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经限制过豪强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但最终妥协。因此，豪强地主势力在东汉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济南王刘康（刘秀的儿子）有田800顷，奴婢1400人，厩马1200匹。迨至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更是疯狂掠夺土地。桓帝时，外戚梁冀将“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方圆千里的地区，霸占为己有（《后汉书·梁冀传》）。正如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徙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仲长统传》）。这种豪强地主的大田庄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封闭性，通常这种田庄都是规模很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田庄内有农业，牧业，手工业，有的还兼营商业和高利贷。每一个田庄，都能基本解决自己的吃，穿，住问题，甚至武器的添置问题。魏晋时期的世族名士大都与这种庄园有着不解之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如正始名士何晏，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山水诗人谢灵运，他们都有不小的经济势力，都有自己的庄园。因此在经济上他们对外的依赖性相对于中国其它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小的多。可以这么说庄园经济培养了世族名士们的独立意识和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庄园经济也是世族名士人格独立的物资基础。其次，黑暗的政治和腐败的官场交织而成的险恶多变的社会环境是促成名士阶层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条件。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苦痛的时代。正如曹操在诗中所描述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处呈现的是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景象，人民流离失所，转死于沟壑之中。而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明争暗斗，党同伐异，政治丑剧一幕接着一幕，各种学血腥的政治斗争不断上演，为了达到把持最高统治权的目的各个政权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威胁，利诱，甚至残杀。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先是曹氏代汉，刘氏覆灭，然后又是魏晋交替，刘宋代晋，司马氏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