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将书稿及校样差错分为十种基本类型，其中之一为政治性错误。该规程指出：“要注意防范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错误以及导向性、政策性错误。”此类差错，在1997年颁发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被归入编校质量问题而称为“政治性差错”，且与“科学技术性差错”并列为最严重的编校差错，将“一般性的科学技术性、政治性差错”每处计为3个差错。对此类错误，新颁发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则未作规定。我们认为，此类差错一般是涉及政治性内容的知识差错、语言文字差错和编校技术差错，作为出版物中最常见的政治差错类型，其产生原因主要是缺乏对相关政策规范及特定的用语规范、技术规范的了解和把握。政治性差错是一种严重的编校质量问题。出版单位和编校人员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意识，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也对出版单位和编校人员自身负责，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此类差错。避免政治性差错，要注意以下六个方面。一、须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关键是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有清醒的法制观念、政策观念，克服思想麻痹，保持应有的职业警觉、职业敏感。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安全、历史(尤其是对党史、国史、军史中一些已有定评、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疆域、民族、宗教、统战等方面的敏感问题须特别慎重，注意出版物内容是否合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在政治、法律、思想、道德等方面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务必谨慎从事，切勿掉以轻心。例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94年6月7日发出《关于严禁在新闻出版和文艺作品中出现损害民族团结内容的通知》，对一些出版单位点名通报：1989年3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性风俗》一书；1992年10月《重庆日报》发表的《“小麦加”临夏》一文；去年4月，上海《采风月刊》转载《西南工商报》《以图腾为姓的民族》一文；去年5月，《环境》第五期发表《别有滋味伊朗行》；8月，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脑筋急转弯》一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交往实用礼仪》一书等。以上这些图书和文章中的一些内容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激起了有关少数民族的义愤和强烈抗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成为当前影响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有的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对此，如不引起高度的重视，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势必还会出现类似事件甚至更严重的事件以致严重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一些记者、作者和编辑缺乏基本的民族、宗教知识，民族、宗教政策观念淡薄。有些部门正值新老人员交替，一些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记者和编辑等没有进行必要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宗教知识的学习，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二是个别新闻、出版单位，缺乏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忽视社会效益，置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于不顾，出版猎奇、讹传之作，造成严重后果。三是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管理制度不健全，个别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工作不负责任，把关不严，严重失职。”这些图书和文章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起轩然大波，激起少数民族群众的抗议活动，造成严重的政治事件。1989年，因认为萨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亵渎了伊斯兰教，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对其发出追杀令，号召全世界穆斯林信徒“追杀”这位英国作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抗议活动中，也有人提出类似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杀”的建议。例二：某社出版的某英文原版书，未认真编校而造成严重的政治性差错，这家出版社因此被勒令停业整顿。例三：某社编辑出版的小学《社会》教科书，在编校过程中将日本首都“东京”误为中国首都“北京”。该书出版发行后，日本驻华使馆立即照会我国外交部，要求对此作出负责任的答复。这是仅仅因一个别字而造成的错误，但这个别字出得太巧、太不是地方，导致日本驻华使馆认为我方对日方有领土要求。为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一个月内两次作出批示：第一次批给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严令查处；第二次批给该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要求查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