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场帮派：“牛李党争”四十余年乃亡国之兆导语：近日，新华社刊发文章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并首次公开给这些团伙命名为“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纵观历史上，许多朝代均有官场帮派的影子。每一个帮派，必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例如：立谁为太子？总有不同人群的诸多堂皇理由。有太后党、有宦官党等，举荐谁绝不因为才学，哪个与自己更亲近，哪个更容易为我所用才是原动力。邓小平曾说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官场上的帮派危害威力巨大，小则政令不通，大则祸国殃民。治疗官场“帮派病”最主要的方子是依法治国，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防止其滥用。从而斩断“官官勾结、权权交易，朝里有人好做官”定律。血缘宗法根深蒂固：任人唯亲影响政治格局在古代，为官可以荫及家族、子孙、亲友等，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本前提的，所以官场上常出现“任人唯亲现象”，任人唯亲除表现在血缘关系方面外，还表现在地缘关系方面，它利用本地人的乡土观念，结成不同派系和组织，扩充自己的势力，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以捞取政治资本。当然还包括“门生故旧”，指师生，同窗，同事等，封建社会官场中，为官者都得利用门生故旧的关系彼此依附，或者竭力与地方绅士、上官下僚结成帮派，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否则就难以立足。依赖这种关系在统治阶级中结成团伙，往往可以决定和影响某个时期的政治格局。占山头、拉帮派、结朋党，从而较为方便的进行资源攫取与利益输送，这样的路径依赖在历史中并不鲜见。最早贬斥小圈子的是“朋党”二字。《韩非子-孤愤》云：“朋党比周以弊主”。吴起在为楚王立法时明令“禁朋党以励百姓”。按辞海的解释，“朋党”原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南衙”（官僚集团圈子）“北司”（宦官集团圈子）之争以及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北宋因范仲淹改革而引发的“庆历党争”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党与旧党派之间的恶斗；明朝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血腥较量；清末维新变法时的“帝党”“后党”之争等都是典型的官场帮派之争。唐朝中叶“牛李党争”的时间，大体上是从唐宪宗末，经穆宗、敬宗、文宗到武宗初，前后大概四十多年时间，所谓牛党，前后牵涉的人多一些，比如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李党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主，实际上是朝廷大臣与宦官勾结争夺相权的斗争。帮派间的内耗使国力损伤，人才压抑，最终则是两败俱伤，王朝的统治在帮派之争过程中逐渐衰落。唐朝的亡，亡在白马之祸。朱温杀唐之旧臣于白马驿，从唐宰相裴枢、独孤损起，被杀唐臣数百人，杀他们的罪名是朋党，从此唐朝廷为之一空。次年，唐哀帝逊位于朱温，唐帝国到此为止。可见牛李朋党之争的出现，实为亡国之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