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女性：佣儿贩妇皆冰玉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渌。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书林逋诗后》这几句诗，是苏轼元丰七年（1084）离开黄州、上表请求在常州定居并得到恩准后，在一次品赏西湖名士林逋墨迹时写下的。“吴侬”是对苏、杭、常、秀一带人的统称，“佣儿”泛指那些从事佣工的少年少女，但将它与“贩妇”连缀起来，意思便是着重赞美苏杭一带的女性。连打零工、做小买卖的女人都像冰玉一样清纯可人，略通文墨、能歌善舞的女性自不待言。从烟波浩渺的太湖，到玲珑秀雅的西湖，江南女子们长期呼吸着湿润的空气，啜饮着洁净的湖水，天天沐浴在湖光山色之中，氤氲的气息滋润着她们的身心：肤色洁白如玉，滑如凝脂，焕发着丝绸般质感和光泽；心似冰一般透明，又像水晶那样冷艳；开口羞涩无比，软语倍加柔媚；体态轻盈如燕，步履婀娜多姿……“佣儿贩妇皆冰玉”，佳丽名姝更国色——这就是苏东坡多年辗转于苏、杭、常、秀之后，对吴地女性的切肤感受和由衷赞誉。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是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底，那时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屡受陷害和排挤，自求离京外任，神宗皇帝几经考量，亲笔作出御批，着他做杭州通判（也称通守）。杭州在宋时为大督都州，朝廷在两浙的转运司、提刑司等派出机构都设在这里，通判虽是太守之下的第二把手，却比小州首长更受他人看重。当年苏轼一到杭州，便受到审理囚犯、开挖盐河、监督农田水利等以变法为中心的政务活动的困扰，烦劳之余，稍有机会，他就溜到湖山之间，寻求解脱。江南的山山水水激发了他的诗思妙悟，自从过了大江，见到金山寺，他的诗歌就如决堤江水，滔滔汨汨。此前他在京城，两年半的时间，总共才写了十来首诗，也就是说，两个月都憋不出一篇文字，写了也是为了送别、应酬。而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他在前后不足三年的时间里，仅诗和词就写了近四百首，平均两天多一点就有一篇新作问世。他在初游金山寺时，看到江中汹涌波涛和被巨浪吞噬着的巨石，心中立即泛起对家乡的思念，当时曾有这样誓语：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可到了杭州不到一年，便被那里的山水和人物所俘虏，变得乐不思蜀，他在《六月二十五日望湖楼醉书》说得十分直白：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湖山秀美固然悦人眼目，可最让人心慕神驰的，还是生活在湖山之中的人，尤其是那些与名利场相去甚远的普通女性。苏轼到杭州后，第一个出现在他诗篇里的女性便是在西湖中的“献花游女”：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招。你看这些乘着花船、穿梭于湖面、殷勤召唤客人的“游女”，头饰上带着湖水凝就的露珠，操着吴侬软语，佩着杜若芳草，盛夏之际，殷勤地向通守献上刚刚采到的新鲜花朵，这便让苏轼感激得无以言表，他真想开口赋诗，却又担心语音不同、语境各异，吟出屈原那样的艰涩《楚辞》，会吓跑眼前这位佳丽……苏轼十分喜欢吴越女子“冰玉”般的清纯，却不欣赏女性身上过多的雕饰，既便称颂西子时而“浓妆”，也不过“山色空濛”而已。接下来从他笔下涌出的女性形象，无不天真烂漫、清新脱俗。熙宁六年（1173）初夏，苏轼曾往杭州西部的于潜县（地处今临安与昌化二县之间）去“观政”（检视各县政绩，体察风土民情）。在通往天目山的路上，他见到额发上拢着一尺多长的大银梳子（当时俗称“蓬沓”）的“溪女”，也就是那个年代的浣纱女。苏轼当时并没留意这些山村姑娘的容貌之美，只被她们无拘无束的笑声所吸引，她们的笑是那样畅快淋漓，以致头上的银饰滑落下去，也毫不再意。“溪女笑时银栉低”，这是她们给苏轼留下的最初记忆。后来他看到溪女们与山间野老（樵夫、山翁）互相嬉戏，没有任何顾忌，便立刻用此情此景来关照自己，认为在官场上终日矫揉造作，无疑是浪费生命，与这些溪女不可同日而语：不如野翁来往溪山间，上友麋鹿下凫鷖……翁言此间亦有乐，非丝非竹非蛾眉。——《于潜令刁同年野翁亭》“非丝非竹非蛾眉”一句，表达了山溪女子虽不能弹奏丝竹、不会化妆打扮，但她们身上那麋鹿般自由自在、鸥鹭（鷖）似的毫无矫饰，却显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