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和”——近代湖湘人的大同理想VIP免费

“天下和”——近代湖湘人的大同理想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和文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追求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的大同社会，一直是士大夫们的理想。进入明清社会以来，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尤以明朝晚期，土地及财富日益集中少数大地主的手中，贫富分化极度严重，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大清入关初期，满人对汉人的大屠杀又引发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到清晚期，外国列强瓜分中国，又让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近代社会的急剧动荡，让一代又一代湖湘思想家忧虑万分，从王夫之到魏源到谭嗣同，均纷纷强调“天下和”，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和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化解当时的社会危机，振兴民族与国家。王夫之十分重视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从维护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法制思想，其重要内容包括：第一，以稳定社会秩序为出发点的立法原则，包括简明扼要原则、有受株连原则、因时制宜原则、逐步完美原则等。第二，以“三严”：即严以治吏，严以治官，严以治贪。第三，以德导民的守法思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发挥法律的威力，有效地保证法律的实施，王夫之主张以德导民，以刑辅礼。他认为，法律对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道德对人们的教化用途因此，王夫之主张以德导民，增强老百姓的守法观念；同时，他还反对酷刑，主张对罪犯也要进行道德教育，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格。在和合观上，王夫之较周敦颐全面得多。他认为和合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不仅存在于物质世界的一切过程中，也存在于物质和“理”之间，曰：“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氤氲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者非它，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王夫之的思想深深影响了近世湖湘学人，魏源、谭嗣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特别是从谭嗣同开始，湘学的核心内容、基本精神得到了复活，并且湘学中固有的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在一大批湘学士子身上体现得无以复加。杨度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梁启超的“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深刻体现了湘学以天下为己任，孜孜追求与关注社会和谐的基本精神。近代湖湘精英人物中对社会和谐的关注，在魏源和谭嗣同身上可见端倪。魏源发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最初呼声，首开湖南近代敢为天下先之劲风。“高谈王霸，宏我汉声”，且谓“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他那振聋发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声震惊了千千万万爱国之士，而他编辑的百卷《海国图志》中含的爱国思想更是成为近代中国爱国志士前进的指南。魏源认为，事物都是在对立中向前发展,“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而且相反相成，逐步向自己的反面发展。他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快意之事,忤意之所”。用这种观点去解释历史，就形成了他特有的进化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和远古更不同，“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而且会越变越好，后来的必胜于古代，将来必胜于今天；就是各个朝代的制度、方针、措施也是经常变化的，“断无百载不更弦”，只要适合老百姓的心情和需要，就能存在一个时期，就是“圣王”也不能走回头路。在魏源看来，这种历史的变迁犹如奔腾向前的长江一样不可阻挡，“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当大势所趋的时候，变亦变，不变也得变。这种“势”就是“众人”的要求。唯有改革才能进步，唯有改革才能生存，因此“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在和合观上，魏源也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曰：“同一为仁也，而有好仁恶不仁，颜、闵好仁，曾氏恶不仁；一由高明入中行，一由笃实人高明。《儒行》言‘自立’，窑‘特立独行’者三，言‘温良’，‘敬慎’，‘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