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教育差生的些许感想对刑事诉讼法的些许感想本文从新近的一种人格刑法的有力主张入手，首先给出了对于当下刑事法网是“厉而不严”而非“又严又厉”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破除刑法危机、实现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转应该以“严而不厉”为基本保障，从而主张在刑罚轻缓化的同时，还必要强调刑法调控范围的适度扩张即犯罪化，并且，为这样的一种主张与时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意义上找到了某种契合。一、一种新近的有力主张近年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等著书指出，当前的刑法过度膨胀、监狱人满为患、刑法效能降低、刑不压罪严重、犯罪浪潮席卷全球，一句话，出现了刑法危机。因此，为了度过危机，继续扩大刑法圈、增加刑罚量即进行所谓“严打”只能是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论者认为从刑法（不但是“刑罚”）轻缓化和缩小犯罪圈的初衷出发，需要重新通过界定犯罪概念划定犯罪圈，并从尊重人性的角度出发，引入了颇为人性化的“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概念，认为应受惩罚的，只能是那些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又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把犯罪圈缩小，才能使刑法资源有效利用，才能够真正抑制犯罪。”{1}无疑，尊重人性、倡导所谓的“以人格度人”等等都是“政治正确”的，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崇高命题，单就此来说就很容易为这一主张赢得“感情分”。问题在于，即便论者所赖以立论的问题意识（即其所描述的所谓“刑法危机”）是存在的，亦即便其重视人、体恤人性、尊重人格之初衷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其开出的通过将犯罪人格引入定罪、量刑和行刑的所谓刑事法人格化以实现缩小犯罪圈的药方真正找准了问题的症结吗。二、一个关于当下刑事法网的基本判断。是“又严又厉”，还是“厉而不严”。实际上，就我国当下犯罪圈之实然大小及其应然变动趋势（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问题，我们与以上论者是存在不同认第1页共6页识的。张文教授等认为现在是“犯罪标签到处乱贴”，因此可以说法网是“过严”的，所以要缩小犯罪圈。按照这样的认识前提，我国当下的刑法结构（即犯罪圈与刑罚量的配置，犯罪圈大小体现为刑事法网严密程度、刑罚量轻重即为法定刑的苛厉程度）或许就是“又严又厉”的。但是，正像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味地强调刑罚之恶和刑罚的副作用，低估刑罚的功能和积极作用，而把不法行为犯罪化的标准定得过高，使许多严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都逃脱了刑事法网，犯罪圈过于狭窄，表面上维持了社会的低犯罪率，使大多数不法行为人免于犯罪污点和刑事追究，实际上却可能导致纵容犯罪、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后果。实施比较严重的危害行为而不受刑事惩罚使行为人尝到的甜头将强化行为人的不法动机，驱使行为人反复实施不法行为甚至将不法行为升级。集中刑事司法力量打击重点犯罪以提高刑罚效益的初衷可能导致犯罪不被遏制的实际结果。”[1]在我们看来，我国当前的刑法结构基本上不是“又严又厉”，而是厉而不严。{2}具体说来，所谓我国刑法结构之“厉”，是指在我国刑法之中死刑罪名仍然过多，刑罚整体位阶随之提高，同时所有的罪都被挂上了徒刑，没有一个罪的法定刑只限于拘役或者罚金。[1]就刑罚量的配置这一点来说，我们与人格刑法论者在结论上可能并无实质差别（即都认为是“厉”）。而我们所理解的我国刑法结构之“不严”，一是指整体刑事法网（整体犯罪圈）不严密，二是个罪法网（罪状）不严密。就整体法网来说，一些比较严重的具有法益侵害的行为，比如恶意赖账、见死不救、恐吓、背信等，即一些所谓的轻罪，刑法之中却没有规定为犯罪，而此类行为仅依靠所谓的“第一次法”在救济力度上又明显有欠缺。就个罪的法网来说，则是一些已经在刑法中有所规定的危害行为之犯罪构成设计不够严密，形成了法网的漏洞，典型的比如受贿罪，其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对于财产性的利益特别是非财产性利益，对于所谓的单纯受贿（“只拿钱不办事”）、事前受贿以及事后受贿等，在很多情况下还很难动用受贿罪来加以规制；再比如不少犯罪的罪状设计都附加了相应的目的要件，“立法者的目的是第2页共6页缩小打击面，诚有可取，但查证作为主观因素的目的则徒...
